本文将讲述一些发生在东北农村的关于弄虚作假的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是绝对真实的，但考虑到此类事件比较多发，单说哪一个人、哪一件事都似乎有失公允，所以姑且隐去地名、人名。如果有同志以为说的是自己并且怒火中烧的话，敬请对号入座。
虚与假——歪风仍盛
今日东北农村，最没准的是数字。市面上流行的话是：“上边要，下边报；准不准，谁知道。”
其一，人均收入糊涂账。说起人均收入，县、乡领导如数家珍。可到基层采访，村社干部很少能有人说得清楚。
一次，在中部平原一个社（原来的生产小队），问到人均收入。问社长，社长不知道；问会计，会计不清楚。会计说：“这数字要是统计的话，从我这到上头得差十万八千里。”
在东部山区一个社，记者问到“今年人均收入多少？”社长答曰：“４８０元。”问：“都是啥钱？”答曰：“不知道，上边安排的。”
在不少地方，这类数字是乡长、镇长捏出来的。为了表现政绩或者其它需要，他们定出一个数，然后让下边一项一项地填报，凑不够时还要返工。
其二，乡镇企业产值模糊。一位主管农业的副市长说，有个乡自报去年乡镇企业产值１６００万元，实地一查只有７００多万元，差了一半还多。还有一个乡报了个３０００多万元，这位副市长问：“有多大虚数？”乡长说：“有３０％吧。”副市长说：“５０％也不止吧？”乡长笑了。
这位副市长说：“上面往下层层压指标，下边就层层虚报成绩。１９５８年就是这样，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喜人景象’。怕就怕这一轮也是如此。”
其三，统计部门有苦难言。由于受长官意志干扰和统计手段落后等因素影响，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往往和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有人揶揄统计局说：“不管钱也不管物，左算右算出假数。”统计局的同志则自解自嘲：“领导研究数，我们去记录。”
什么事情都在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弄虚作假竟也不例外。如今这“猫匿儿”的内涵不仅在数字上，招数也不仅那三两式。
其四，科学实验也造假。人们一向以为，科学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搞科学、特别是搞自然科学的人，最实事求是。可是，科学也有被扭曲的时候。
一位当过农业站长的市委宣传部干部说，他们在农业站搞的那些科学实验报告数据，尤其是那些田间数据，没有多少是真的。为啥造假？不造假，就写不出象样的实验报告上报。没人看你的报告是真是假，只看报告写得是否有“水平”，越假越显得有水平，也就越能获奖。
其五，怪招迭出，花样翻新。过去似乎都是往高了报、往大了报；现在则是有高报、有低报，有大报、有小报，“只要需要，啥都敢报。”
新领导上任，为了三年、五年的任期中间年年有进步，一开始弓不能拉得太满，所以低报成绩，留有余地，逐步提高。往低报、往小报，这是欲擒故纵之计。也有的是几个条件相仿的领导，互相比得厉害，其中就会有一两个起初保持低姿态，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大幅度提高，令人瞠目。这是后发制人之计。
虚与假——源远流长
我们曾经和一些基导干部或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团团围坐，抽着烟、啜着茶，冥思苦想：如此猖獗的弄虚作假之风是从何时开始？始作俑者又是谁？似乎很多人都有责任，但这些人同时又是受害者。面对这个怪圈，我们还是从一些并不久远的故事中追寻其脉络。
故事之一：话说５０年代末，但说的不是“大跃进”放“卫星”的事。据报载，东北某省某县某乡举行赛诗会，现场气氛异常热烈。先有一个人登台朗诵：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乱转转。只听一人高声叫到：“这不算啥，听我的！”社里麦穗插云间，麦芒刺破玉皇殿。麦根扎到龙王府，吓得东海波浪翻。又有一人喊了：“听我的！”深耕细作产量高，一棵玉米冲云霄。彩云拴着玉米杆，吓得月亮弯弯腰。
故事之二：那是在６０年代末，某河两岸，红旗猎猎、鼓声震天，某县最大的水利设施在这里开工。各公社都派出了以“革委会”主任作为队长的“突击队”、“敢死队”等等，你追我赶地“杀”向工地。每天晚上的总结会，各队进度日新月异。可是有一个公社“突击队”的进度连续几天落在后面，急得担任队长的公社某主任满嘴大泡。这天收工时，记工员拿来报表，队长一看，心里估摸又得照人家差一大截，就气不打一处来。正在急得直转磨磨的时候，抬眼望，看到几个清理工地的农民在用铁锹扬土。队长一拍大腿：“有了！”他“哗哗”两笔划掉了记工员报表上的数据，改成了增加一倍的数字。记工员看着他直发愣，队长得意洋洋地说：“你们过去的计算方法不对，你想想，我们把土从地上挖出来这是一方，把土培到坝上又是一方，这面少了一方，那面多了一方，这里外里就是两方。以后记住就这样报上去。”
当天，这个公社的“突击队”“遭到”了表扬。从此之后，他们的施工进度一直名列前茅。后来，这种计算方法不知怎么流传开来，整个工地的施工土方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工程指挥部于是开着彩车、敲锣打鼓吹喇叭地向县革委会报捷。
故事之三：再说７０年代末，农业“以粮为纲”的时候。人们渐渐发现一个问题——凡是能把粮食抓上去的，就“高官得做”、“骏马任骑”。敏感的政界人士当然早就意识到也更不会放弃这一“终南捷径”。
某年某省粮区多灾，几个主要县份都或多或少减产，但等到报产量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有一县率先报了减产，其它各县却一直保持缄默。到了上面再三要求报数字的时候，某县召开了紧急常委会，主要领导首先发言：“现在几个县都等着后发制人，但是再靠下去恐怕不行了，大家说，我们报多少？”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当粮食产量为某某亿斤。主要领导最后强调：“一定要把知情者控制在最小范围，采取最为严密的保密措施，专人、专车送到市里，直接交给主要领导。对泄密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几天之后，这位主要领导发现，有一个县后报产量，还是比他多报了２０００多斤。他大发雷霆：“是谁透的风？”那位先报了减产的县领导则仰天长叹：“我可真是傻实诚！”
巴金老在‘《随想录．“豪言壮语”》中写到“……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假话，反而日子难过。”
虚与假——后患无穷
虚虚假假究竟造成了什么结果？
一、决策无依据
某省召开统计工作年终总结大会，省领导到会讲了这么一段话：“现在的统计数字都不准，统计局的数字也不准，可又没办法，只能以统计局的为准，假的和假的比也有可比性嘛！”台下哄堂大笑。
某市委书记谈到统计数字时说：“什么数字准？”就是市里有四个县两个区这是准的，其它的都难说准。”
决策者们是多么的无奈。
下去采访时，正赶上“播后锄前”大搞水利建设。党委书记正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镇秘书来问：“市里让报水利进度，咱报多少？”书记不耐烦地说：“照昨天的加１０％，以后就按这个比例报，不要天天问了。”
看不到真实的微观，宏观该何以把握？
二，、失信于民
驱车行驶在乡间公路，记者看到路边错落有致的粪堆，不禁赞叹。一位多年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开导”记者说：“农民现在也学会了，哪家都有一两个永久性的粪堆，专门应付检查，检查完了平巴平巴，上面堆上玉米杆，来年玉米桔杆烧完了，再把粪堆起来等待检查。这就是著名的‘待检粪堆’。上边光是检查有没有粪堆，至于送没送地里就没人管了。”
记者参加秋翻现场会，每走一处，地都翻得黑油油，记者又不禁赞叹。司机笑说：“我拉你到屯子后边看看。”车转到屯后，满地白花花的玉米茬子。记者愕然。司机师傅解释说：“承包以后不像生产队那时候，能一呼百应。乡里让翻地，农民不得不翻，就把检查时能看见的翻了，乡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前几年，有一篇名为《村魂》的小说在社会上曾经引起了争鸣。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村子为某工程加工石头，要将大块粉碎成小块。村主任非常严厉地要求必须碎成核桃大小，大家听了嘻嘻哈哈领了任务走了。只有一位７０多岁的土改时当过村干部的老人信以为真，一天到晚认认真真地用大锤、小锤把石头“一水水”打成核桃大小。等到交任务的时候，老人发现别人交来的石头大小不一，村主任嘻嘻哈哈都收下了。老人质问村主任：“你不是说都要核桃大吗？”村主任笑嘻嘻地说：“不那么说，大家就更不认真了，其实用不着那么小。”一些小伙子也笑话老人：“现在干部说话你干嘛信？得打八分折扣。”老人恍恍惚惚、郁郁闷闷地走了，不久，老人去世了，许多人来为老人送葬，人们说老人才是“村魂”。
真实是办事情的灵魂，但真实在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