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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栋新楼崛起的同时似乎也意味着一栋旧楼生命的终结，一起消逝的仿佛还有那些同屋瓦、檐棱凝结着的历史。当人们终于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想起那栋早已消失了的70多年的老楼时，似乎只是想从那些个依稀可辨的资料图片中追忆起一些记忆中无法删除的片断，让那些在时间的冲刷下逐渐褪色的过去有个可以寄存的凭借。许多老人在与记者谈起那栋被拆掉的老楼时，总会强调那栋现在看起来可能会不起眼的二层楼曾有过的那段挺“气派”、挺“得意”的历史，虽然许多具体的时间已经在记忆中模糊不清，但那些发生过的事，那些无论楼在或楼不在时都能想得起来的事，却会随着一个小小的引线以不同的顺序、不同的方式一一再现。由于“大同学院”与伪满实行新学制后所建的大学不同，而且它的主要任务是把那些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伪满官吏的人培养得更称自己的心意，它的这种特殊性也决定了在70年后的今天已经很难再找到接受过“大同学院”训练的学生了。好在，我们还能找到一些人记忆中的“大同学院”的样子，而这些记忆片断的组合基本可以还原出“大同学院”的样貌。1938年10月，“大同学院”十期生结束了第二期训练，准备到各地参观旅行。在到达当时的北平之后，学生们在中南海受到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接待。当那个身着灰色西装、面色苍白、戴着墨镜、宛如骷髅的老头儿出现之后，却按日伪接待外宾的惯例同学生们一一握手。而他接下来的问题更让那些中国学生感到难受———
“你们这里面有中国人吗？”“有。”
“你们还会说中国话吗？”不过，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问话更像是“大汉奸对小汉奸”发威，有着以五十步笑百步的卑鄙！这从王克敏指着自己身边穿西服留小黑胡的日本将军所说的话就更可以体现出来———“这是我的最高顾问。”除此之外，当然也少不了要讲一些对日本溜须拍马的话。
到达天津后，几个“中毒”颇深的中国学生终于受到了让他们终生难忘的教训。在于也华的回忆中，他们在天津乘车游览各国租界的旅程并不顺利，因此提前结束游览返回了日本租界。不过有一个名叫刘庆和的回族青年却没有按时返回，教官说他请假去旧城清真寺朝拜去了。可是直到夜间12点，刘庆和仍未返回。几个中国同学奉命同日本宪兵开着警车去旧城清真寺寻找，结果也未找到。回到旅馆后发现一辆三轮车停在门前，“车上下来一人，仅穿裤衩，赤身露体，冻得一个劲地哆嗦”。一看正是刘庆和，他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像呆子一样一言不发。第二天他的意识渐渐清醒后对于也华说：“我告诉你可以，千万要保密。泄露出去，你我都不得了！”“我这次来，关东军第四课给了我一个特殊使命，并给我一个机密联络图，叫我到各地清真寺活动，准备将来成立一个伊斯兰自治政府。我今天到清真寺去就为这件事。我到清真寺见到了阿訇，谈完后他留我吃的午饭。我出来后，听到后面有人叫我教友，请我等一等。我回头一看，两个彪形大汉，快步走到我的跟前，一个人用手把我嘴塞上，一个人用布把我眼睛蒙上。两人架着我，进入一个房屋，把我的衣服扒光，仅留裤衩。然后，用绳子把我绑到柱子上。我认为这下子算完啦。忽听其中一人说，给他个痛快就得啦。另一个说，看在教友面上，留他一条狗命吧？然后他很严厉地说，你的行踪我们早就掌握，中国人不杀中国人，今后你要痛改前非，改邪归正，不要再当日本人的走狗。否则，你就是回到满洲，逃到天涯海角，我们也会找到你的。说完，两个人就走了。后来我挣扎了好几个小时，幸亏绑得不太紧，我才慢慢挣脱掉，以后要我命我也不再干了。”虽然中国学生在“大同学院”里不断地接受着各种精神鸦片的毒害，但偶尔也有一些并不合乎日本主子意志的人或事情出现。1939年2月的一天，日本学生去上汉语课，30来个中国学生集合到一个小讲堂内听曾恪教官讲授满清政府的官府组织机构等概况。他讲着讲着突然改了话题说：“大家看报纸了吧？上海、南京都相继陷落了。一天光喊抗战、抗战，抗个屁战！这不是全完了吗？将来怎么办呢！”说着说着，他痛哭流涕，听讲的学生中大多数也都流出了眼泪。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战事吃紧，日本的前线战场需要补充大量兵员，“大同学院”的一些日本学生应召入伍的越来越多。在一次为三名同时接到召集令的日本学生举行的“壮行会”上，一名朝鲜族同学对三名应召入伍者致欢送词时说：“我非常羡慕你们有机会为你们的祖国而献身，我认为这是人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和幸福。我也想为我的亲爱的祖国献出我的生命，但是……”他说时态度慷慨激昂，声音洪亮，说到“但是”两个字时，已泣不成声。隔了一会儿，他又断断续续地说：“非常遗憾！我没有祖国！”当时主持“壮行会”的井上院长一看情形不对，立刻终止了宴会的进行，宴会不欢而散。
同那些可以受到“正规训练”的第一部、第二部生相比，第三部生几乎只是在学院安排的各种轮番轰炸的讲话中走走过场而已，根本没有实际的训练内容。王稔五是在1942年10月充当伪满洲国政府通化省通化县县长时被通知去“大同学院”受训的。不过，在短短的两个星期的训练中，这些第三部受训的伪县长们既没有早操，晚上也没有自习，既没有所谓之军队式的团体教练，又没有柔道、剑道、马术和实弹射击。每天只是在上、下午各安排一堂课（二三个小时），由各部门的负责者讲述其所主管的法令和政策。比如伪国务院的总务厅次长王允卿，前后两堂课讲的是伪满洲国政府的组织法和人权保障法；而伪国务院总务厅的人事处长星子敏则把日本国小学教科书上的迷信神话当作日本国的历史来讲；“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则大讲“大东亚战争和珍珠港的赫赫战果”；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的实践部长何春魁就讲协和会中央联合协议会的组织。此外，还有伪民生部劳务司的科长讲有关各市、县紧急供出劳工的事项，伪国民勤劳奉公局的半田局和讲关于国民勤劳奉公的法令，伪兴农部的司长吕作新讲有关兴农合作社和粮谷出荷的问题，伪民生部保健司讲述国民的卫生保健问题，伪经济部税务司讲述地方税征收问题，伪开拓总局讲述20年百万户的移民政策问题……从这些形形色色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学院对于受训的种种安排，其实不过是希望通过这种填鸭式的精神轰炸把那些伪县长的脑袋搅得更浑，以便使他们能够一脑子浆糊地认贼做父，甘心为日本主子卖命。当历史的硝烟翻过那沉重的一页，眼前的这座高大建筑似乎也有了真正快乐的理由。毕竟，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已随着时间的跳跃埋藏起来，只在适当的时候，拿出示人。如今的校园，再也没有了压迫，大楼里宽敞明亮的圆形大厅光鉴照人，彩色的防火自救宣传画传递着人人间的爱与关怀，楼前圆形广场里油亮的草坪以及路边郁郁葱葱的绿树都散发着自然的清香，而那些挺拔的松树则舒展着自己一如既往的坚强……不知道它们是否知道，发生在这里的多年前的往事？以及那个年代在岁月的褶皱中刻下的记忆碎片到底都埋藏在哪里？
（记者唐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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