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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选·读
行舟书海 叩思人生
——来自深夜散读的札记
陈晓雷
（一）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读书逾多，或整天沉浸于读书的人，虽然可借以休养精神，但他的思维能力必将渐次丧失，此犹如时常骑马的人步行能力必定较差，道理相同。”
读书是为提高自身能力，提高自己的生活品位，但一定要切忌死读书，疲劳读书，这如同吃饮食，暴饮暴食就会消化不良，狼吞虎咽亦会影响身体健康，读书要有适时的选择，要读而适量，读有所思，读有所得，读有所停，切不可盲目读，胡乱读，玩命的读，读书带来的副效应，会让人形成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甚至与极端主义，虽不会构成对人体健康的伤害，却能遗害人们的精神世界，有可能损毁一个时代。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只提倡人们读有数的几本“正面”教课书，而且只是三五个政治领袖的书，于是，那个社会就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极左的思潮弥漫了二三十年，我们的祖国就此停滞了几十年，那个经济生活荒芜，社会生活狼藉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倒退、大悲剧。当然，强迫人们去读不愿读的书，是社会的政治因素造成的，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开卷有益”，是在你选对了书的前提下。
（二）
作家张贤亮在其《小说中国》一书中写到中国思想界的一种独特现象，即“思想游离现实”，实质上“思想和实践是两层皮”。其实，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许多人热衷于争论中的“理论”，其理论和思想是分离的，常使理论变成了空谈，几乎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
我认为，不管是何种理论，首先是在思想和实践的指导下总结出来的，其理论的基本点是指导现实社会，引导人类生活走向完善和美好。除此以外，一个成功的理论的功能，就是诱导人们认知未知的世界。探索、思考和总结创造理论，理论和实践应该同时行进，这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的当代社会，总结理论的人不再少数，而拥有思想的人却不多，追求创新理论，创新实践的人就更少了，当今的中国，最缺少的是在科学思想指导下的实干家，这是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三）
张贤亮先生认为，我们当今中国的社会“精神贵族”，是领导社会精神和思想的群体，他们代表着民族和国家及这个时代文化精神的最高水平。
我觉得，这个“贵族”群体，与普通人们的差别，主要反映在文化精神的不同上，其自身的文化底蕴，是其个性的形成的主要因素；其气质和智力亦千差万别，他们身上除点滴遗传因素外，主要是后天培养的，有主观的努力，有环境的影响，还有对知识理解的深浅，对知识吸收的多与少等，这些都是“精神贵族”不能忽视的因素。不凡的气质不仅表现于外在，更表现在精神的张力上，那些看似表面的东西，实则是有较深的文化积累，较厚的精神沉淀做支撑的。应该说，超常精神境界的诞生，亦是一种超越规则的创造，是深思苦思的结果，是智力与激情燃烧的涅槃过程。而这些“贵族”们的气质和智力，内在是相统一的，而外在的联系并不见得相一致，因为人们有时要伪装一下自己，这是常常迷惑一些人的表象。
精神贵族的基本素质是高文化素质，同时又是具有创造性的群体，自觉为社会的文明进步，而时时追求、探索，其价值取向是正义、创新。
（四）
几年前，我读王小波先生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他写道：“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我由此想到，什么东西才能使“恢复”了的人文精神，得到最好最快最有效的传播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成功的写作。
我从记事那天起，让我最兴奋的事，莫过于写一篇自己满意的短文，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到每读到一本让自己极喜爱的书，被那种阅读的快感而搅动的兴奋情绪，似乎笼罩着一种长久不散的“震波”中，于是，我认识到，自己知道我最需要的，不是饮食穿衣，而是文化的浇灌，精神的慰藉。有品位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靠精神活着的，没有精神的活着，连死都会失去意义。有了精神的着陆点，我们在死的时候，才能真正闭上眼睛，呈坦然之状。如果人们只为填饱肚子去活着或者死去，那么，就等于失去了精神的支撑点，生活变得苍白而无意义了。我敢说，肉体饱和的人，会因精神的饥饿，而阖不上眼睛的——因为文化和精神铸造人类的灵魂。
中国的一些“星”们，看似人文精神的代言人，其实，他们中的文化修养深厚者的并不多，艺术家不是吹出来的，他们应该是当代人文精神传导者。当今，我们的“星”们，最缺少的是厚重的文化底蕴，靠人捧，靠投机，靠偶然出了名，上去不多久，便原形毕露了，星们误认为“追星族”是奴隶式的崇拜者，于是他们开始对“追星族儿”施以浮躁、疯狂，甚至于精神诱导，这看似周瑜打黄盖的“愿者上钩”，其实是在误导我们的年轻人，甚至让一些年轻人成不了“星”，而变成了精神病。悲乎哉！我觉得，对艺术家塑造的成功的艺术形象，予以恭维是可以理解的，而对那些浅薄的“星”们，无需过份崇拜，应处之以平静，施之以常态，才算当今社会的一种进步。我们知道，人类的各类明星，其主要功能是人文精神的承载者和传播者。
（五）
朱健国的《不与水合作》一书是“草原部落?黑马文丛”之一，这本书目前极为畅销，作者破世俗、反权威的挑战笔法，让人耳目一新，如敢于评说毛泽东喜爱鲁迅是政治目的，敢于分辨巴金先生的“说真话，不等于真理，不符合实事的真话与谎话功能相同”，还敢于把一九六八年湖南邵阳对农民的大屠杀真面目揭开，控诉“文革期间”国家政治集团的专制和愚昧，作者还从张志新的私生活看到了上个世纪当代中国政治封建专制的残酷性，驳斥著名作家余秋雨为深圳说假话等等，这个在我的读书视线中没有“亮点”的朱健国，一下就让我瞠目结舌，又让我喜悦异常，当今的中国，需要手持短剑刺透假面的人，更需要呐喊喝醒的人，亿万曾赞“盛世”的世风应该得到改变，现实中国存在的问题甚多，中华民族的人仁志士不该沉默，更不能随波逐流，如果知识人的眼睛都茫然了，中国就真正走上了沉沦之旅，这样的路是该让它的民族担心的。于是，朱健国的声音就显得越发珍贵了，我们需要这样有性格、有思想、有深度的书。
（六）
刘再复在《天涯独语》一书中， 曾发出“我是谁？”的叩问，他写到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话：“我将永远不能和自己讲和，我对我自己是陌生的。”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开拓不尽的资源，不要脱离了自己，总在客观上找原因，多审视自己，无数遍地追问自己，强势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富矿亦深藏于我们自己体内，我们不了解自己，就像我们不了解大海一样，坐岸观海，只是眼前的海，我们看不到海的博大，更想象不到海洋广阔而激荡的意境，我们总在问询大海，她却从不回答我们，似乎她就是人类永远的母亲。
（七）
诗人徐敬亚随笔集《不原谅历史》，是一本文字优美、思绪跳跃、内涵丰富、诗与哲理相融并存的诗体散文。用一般的、传统的阅读方法，是不能读尽作家要表达底蕴的，这不是一本大众读物，而是文化人的精神佳品。作者反传统的表述，或者叫逆向思维表述，文章的艺术魅力如生发了飞翔的翅膀，其热力总在眼前灼灼燃烧。读该书，应有二法：一是夜深人静，边读边品味；二是以声朗读，依字面而渐进诗人的精神世界。他写道：“一个窗口，不应该仅仅成为被凭拦远眺的壁上方洞。聪明的，有知觉的窗子，应该是会思考，会吞吐，会呼吸的窗子。”（《为一座城市指点迷津》），这样的文字，能没“鬼力”抓人吗？
（八）
北大才子余杰在《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写到了他的前辈校友王实味被杀戮的悲剧，称他为“前文革时代的祭品”。由此，我想到，一个思想者在现代中国到底有多大的自由空间的问题。
王实味的悲剧告诉后人，一个有一双慧眼的文化人，在那个时代成了御用文人，就注定了这一悲剧的演变，在政治一边倒，或者说走向极端的年代，文化透视政党，或文人依附政治集团的事例中都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其分辨力是最强的，当他认识到一个政治集团违背时代潮流，甚至违背民意的时候，只要他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其即大祸大难临头了。作为中国的良知，自古就有“舍生取义”的传统，当他们看到与国家而不利的弊端时，岂有不“谏”之理？在知识分子服务于政治的背景下，良知们是极矛盾的，看透的弊端，不说贻害百姓，说出来，必伤统治者，说者杀身，不说者保身，无论从那个角度上看，这都是一个注定了的悲剧，主角就是我们的社会良知。而这些以血来求证和祭祀真理的人，后来的历史会证明其正确与悲壮的，而他们的后人却要承受苦难若干年，或者几代人承受不白之冤的，王实味是这样，后来的遇罗克、张志新是这样，以后我们还会有许多这样的良知，踏着先辈的血走去，这正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希望之所在。
我以为，一个国家给予思想家的自由空间越大，即说明这个国家赋予人民的民主和文明的程度越发达，越深入民心。
（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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