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弟表姐
表弟，姓王名成。
王成，和一部著名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主角英雄同姓同名。
但，他不是英雄。
只是辽源矿务局梅河矿红梅二井的一名矿工，一名采煤工。
戊子年，表弟52岁，下井的“井龄”已达34年。
表弟是我亲老姑的儿子，按理说跟我应该有几分之几的血缘关系，但和我却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上世纪60年代，我老姑“走道儿”（改嫁）到我后来的老姑夫家，老姑夫叫王兆根，是伪满时期从山东被日本人和汉奸骗到辽源西安矿来下井挖煤的。现在说西安矿你可能没具体概念了，但说起辽源市的“万人坑”，你要是不知道那就太没历史文化、太没良心、太忘本了。
老姑没到老王家之前，矿工王兆根家有三口人：他、姑娘、儿子。王兆根的大姑娘叫王玉珍，上世纪60年代经常和老姑到我家串门，她长着一双笑眼，妈说是“豆角眼”，这可能是东北农村老太太的叫法，是不是南方人或有文化的人称为“丹凤眼”的呢？总之，她长得不丑，只是，她有点个性，民间说的“犟”。60年代末吧，王玉珍，我这个表姐，嫁到我们家那个屯子里的老孟家，新婚之夜就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屯子的事件——她不让丈夫碰，从窗户跳到院子里去，不回屋，很快，她离婚了，改嫁到离我们家北边七八十公里的孤家子，从此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王兆根的大儿子叫王成，小名虎子，就是我这个表弟。在我的记忆中，小虎子人极聪明，心眼又好。有两个细节，我一生都不会忘的。当年，我家在农村，又很穷，农村小孩，能吃饱不饿，就是好生活了，还能吃到什么稀罕东西呢。在整个六七十年代，矿工的福利是大面包，像今天已经不多见的铝饭盒那么大，下一天井，发一个面包票。老姑夫王兆根自己舍不得吃，攒到十个二十个面包票，统一领一次，等我去串门时集中吃，或者让老姑，表弟、表姐到我们家串门时给我带来。在那个食品极端馈乏的年代，面包，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好吃的食品。更可珍视的是，我从来没听到一句表弟、表姐对此抱怨的话，他们在人前人后，也从来没和我抢过一口吃的。
说心里话，一直以来，表弟一直在心中，惦着他，想着他，也多次想去看看他，你说，长春到红梅镇，也就二百多公里，啥是隔山隔水千里万里呀！“可是因为忙”，一直没有去看他，一晃就是16年。
好在忙归忙，16年以后，我终于去看表弟了。
戊子新春，我驱车从长春出发，这一段仅仅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却用了16年的时空。
表弟和弟媳已经在胡同口等候了。他们的穿着虽然都很普通，精神状态看上去还不错，表弟的容颜并不显老，比我想像中的要年轻，这让我内心有了些安慰。
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的居住环境：一趟低矮的土砖房，其中的一间属于表弟家，宽仅三米多，有两扇小铁门，上面新贴了春联、福字，透着年的气息；进门是一个小院，宽窄是这样：斜拉了一根挂衣服的铁线，挂上去三四件衣服或两条褥单，连走人都费劲了；再进去是一个小方厅，大小可容两人转身，右手是一个拉门，里边是主人居室，一铺小炕，炕的大小可以睡两个大人加一个小孩，如果睡三个大人的话，必须侧着身子睡才能躺下。屋子的一角摆着一台22寸的彩色电视机，算是眼下他们家里最值钱的电器了。
我问：像你家这种居住情况的有多少？
表弟说：我们井2000矿工，大多数都住这样的房子，我们这一片就是二三百家。
矿上没盖新房或者像地方上棚户区改造的计划吗？
表弟说：没听说。我们这就盖了一处楼，就是你刚才能看见的那座，再说盖了也住不起，一千六七百元一平方米，工人没几个能买得起的。
你的收入是多少？一个月挣多少钱？
表弟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说：这不是吗，这是我一月份的工资条，你看，我一月份28个班，也就是满勤，全开1558元，扣除各项费用，实开1117元，这就是我的全部收入了。
我在内心里慨叹，沉默良久。
社会上一直盛传中国最富裕的人群就是挖煤的人，当然那是说的煤老板，特别是私煤的老板们，但国有煤矿的效益也已大大好于昔日，采煤工还住这样的房子，拿这些收入？！须知，表弟在一线采煤，已经34年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恐怕没有哪一个行业像煤炭行业这样反差如此强烈了，其作出的贡献和应该获得不成正比。举个例子吧：如果你没有手机，你能死吗？如果没有煤炭，你能活吗？但这两个行业，真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我们常常把强人或者英雄称为什么什么脊梁，可是，这些默默无闻的矿工，这些平凡得没有人知道姓甚名谁的人，任劳任怨，甘于奉献，又何尝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脊梁呢！或许，这就是戊子年春我在表弟们身上读到的吧。
更让我吃惊的是表弟的生活态度。
我问他：年货都准备好了吗？
表弟说：买了一只鸡、两条鱼、五斤肉、二两木耳，挺好的。
他说这话时，很平静，并且一副乐滋滋的样子。
我突然又想起表姐，问：你姐现在过得咋样？我和她30多年没见面了。
表弟说：她没啦，两年了。
我的心一紧……
老孟太太
戊子初三。
回老家齐家屯，看望姐、弟。
一开始，弟弟没在家，问大侄，也不知他爸哪去了。
不一会，弟弟气喘吁吁跑了回来，说：老孟太太没了，我去帮着忙乎忙乎。
我问：哪个老孟太太？
弟弟：就是后院老孟太太，你不一直想给她拍照片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多大岁数了？
95岁，今年。
怎么走的？
就是昨天（初二）下午，在家吃完饭，躺那就过去了，啥病也没有。去年秋天，自己还能在外边走，过道边的沟，嗖一下就能迈过去呢。
老孟太太没了，留给我的是一个再也不能实现的遗憾。
还是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感觉老孟太太就是一个老太太了。我至今不知道老孟太太姓什么叫什么，她是从了夫姓，屯里人都这么叫她。这是一个个头不高，皮肤白净，小眼睛，待人温和，说话声不高的老人。她曾经是上一节中提到的表姐的老公婆，如果我的表姐不和她的老儿子离婚，我们还是不远的亲戚呢。老孟太太的小儿子叫孟昭仁，小名“核桃仁”，不知是怎么起的，是他长得小长得白吗？看了他人再想一下他的小名，你就想笑。总之他仅仅做了不多天我的表姐夫。
说起来，老孟太太的大儿子，对我还有点恩性。她的大儿子叫孟昭义，一直在大队（村委会）做事，当过村会计、村支书。记忆深处的一个细节是：当年，有人介绍我表姐和他弟弟时，那年夏天，正是农村瓜果下来的季节，有一天，我老姑来我家串门，晚上，孟昭义肩扛着一个很大的西瓜到我家看我老姑，累得还是热得，顺脸到脖子淌汗，一个做哥哥的，为成全弟弟的亲事，也尽全力了。
后来，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又是这个孟昭义，向大队推荐我去出板报。我时常感念这个人，而更让我释怀的是，这个人未忌恨过我表姐和他弟弟离婚的事，不仅没有牵连到我，还帮助我走上迈出农村道路的第一步。
再说他的母亲老孟太太，是位小脚老人，过去我们也有叫“民装脚”的。清代以前，中国实行的风尚是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即缠足，清代以降，民国新风，割了男人的辫子，放了女人的小脚，当然任何一种历史风俗的消失都不是戛然而止的，而这位老孟太太，其历史标志性在于她可能是存活于世的中国最后一批小脚女人了，而现在这最后一批小脚女人，在中国还能剩下几人呢？她们是真正的历史活化石啊。
一个念头，大概萌生于五六年以前吧，也是一个春节，回老家，见老孟太太远远地在村中行走。因为我有业余摄影的爱好，又有新闻记者的敏感，就想为她拍一组照片，作一个专题，放两套片子，一套给老太太留作纪念，一套投寄给报纸或刊物发表，这不论对老太太本人和社会公众，肯定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么想着，年年想着，五六年的光景一晃也就过去了，一直没有着手去做，总觉得有机会，有时间。今年回老家过年，又带了相机，随时可以把五六年来的想法付诸实施了。
当我真想做的时候，她的生命琴弦在一个下午崩断，一切机会的大门都关闭了。
半晌，我对弟弟说：以后，想做的事，包括想尽的孝心，想到了就做，整什么计划、设想的。老孟太太家是咱们屯子过得最贫穷的人家之一了，可是这个最穷的家庭里却出了一个全屯子最长寿的人，你说这不是上帝的安排吗，当然，我们无法知道有没有上帝，我们只能循着这位老人一生的生活轨迹往回想，她那清苦寡欲的一生，完全符合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她吃不起大鱼大肉，就是自己家地里产的绿色食品。有人说：60岁，官和民一个样，70岁，穷和富一个样，80岁，男和女一个样，90岁，生和死一个样。这话有一部分合理性。
今年88岁仍身心俱健的岳父说：说啥长命百岁。健康快乐，无疾而终，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这一点，老孟太太占了。祝驾鹤西去的老人，在天国里幸福永远。－－摘自《吉林日报》（文：赵春江）
|
打印本稿
发表评论
推荐给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