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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人,东北吉林的桦甸县是远隔千山万水了,但那个遥远的城镇在我心里却有着很近的距离,魂牵梦绕。像一幅不退色的画,牢牢地挂在我心灵空间的某一个角落,时常向我展示那久远的知青画面……1975年8月,高中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和40多个应届高中生在市民欢送的锣鼓声中,离开了家乡吉林市,踏上我人生第一个生活舞台──桦甸县八道河子公社穷棒子沟知青点。集体户就建在一条山沟里。四面环山,一条很细的小河在门前流淌。而八道河子公社四面环着更多的山,一条大河穿过集镇。知青生活先是很新鲜、热闹,后是孤寂、清苦。我们每天爬到对面山上扛伐倒的木材,上午下午各一趟,既简单又辛劳。不干活时,我就登上集体户侧面的山梁上画水彩写生。那时因为没人教我色彩,也不懂写生原理。却每每对着群山和沟底的几座村屋及集体户的大砖瓦房,依样画瓢,乐此不疲,没有色彩关系,不会运用透视,画出的一幅幅写生,却入乡随俗。很似农民画,特别像当时农家炕柜上的玻璃画。虽然我每次写生都是为了练画,但那样的写生,对我后来考大学并没有什么帮助。那些画现在一幅也找不见了,可是坐在那高高的山梁上,远眺春山翠树、晚秋溪水,还有那匆匆落日带来的鲜红的火烧云,她邈远散去。……也带走了我那远离家乡寂寥彷徨的心绪。那个年代的知青生活,心是颓废的,但眼前的大山是丰饶的,登高远望。苍苍茫茫的山林,使我艰苦的知青生活有着一份朦胧的寄托。
八道河子镇中有一个商店、一个饭店、一个邮局。这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那个商店有两节柜台,是卖连环画的,我每几天都要到这里寻觅一次,买几本连环画。因为是不间断地来,所以一搭眼就知道哪本是新到的货。在这个山区的小镇上,这两节售连环画的柜台,像漂流在江河中泅水者手中拽着绳索,令我踏实。在那文革后期的年代即便是在城市文化书籍也少得可怜。这短短的两节连环画柜台成了生活在这远离城市的乡村的我唯一与艺术相联的纽带。每一次我从三公里外的集体户去街里时,心情是激动的,渴盼的,忐忑不安的,一路跑着、奔着。第一站会直向卖书的小柜台。那份情怀,多少年过去了,依然还能感受疾步迈向商店时那心头的阵阵狂跳。
半年后穷棒子沟这个40多人的大集体户散伙了。我们十几个男女生被送到向阳大队一小队,重建的集体户。这个集体户不再是山沟里而是村庄中,我们真的和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了。这个村俗名叫孤顶子村。分前屯和后村。村庄有几十户人家。坐落在孤顶山的脚下,这是一座很大的孤山,将向阳大队的几个小队分开,山后还有个村子叫老狼沟。下乡大半年多现在才开始和老乡接触。所接触的老乡性情朴实,为人友善。年长的视我们是自己的孩子,年轻的视我们为兄弟。相处久了,我们这些知青分别都有了自己的“堡垒户”。即关系处得比较好的老乡家。过节或做好吃的要找我们去家里吃饭。我们从城里回来,也会带些东西给老乡。融融的亲情,淡化了许多我们远离家人的苦涩。至今我还记着那些好朋友的名字──王江、王河、夏利民、宋保宗、何立伟等等。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我回城探亲,因为当时农村日用品很缺,乡亲们让我找父亲帮忙买肥皂,十几家凑够了100元钱让我带着。下车到家门前正碰上妹妹去看电影,当时正在上演恢复的老电影《地雷战》。我抢了票就去看电影,没想到拿的学生票,我一个知青形象,又黑又老,被堵在电影院门前不让进,同时有十几个半大小子也因不是学生而被阻挡在外,大家又吵又哄地聚在门前不肯离散。直到电影开演十分钟才被放行。看完电影站起身来,才想起上衣兜里揣着的100元钱。举手再摸时,鼓鼓的兜里那一沓各种面值不等的零散钱,已没踪影。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像无头的苍蝇,一直在电影院的椅子下乱找。过了好一阵才清醒过来,不可能丢在这椅子下边。一定是在门前人们起哄时被掏了。100元钱在1976年不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家庭都是一笔巨款。何况这是十几家老乡一笔一笔凑的,最大的票子只有两元,最小的还有一角钱。我当时又悔、又恨,沮丧得想死去。因为我的家境也很穷,父亲一个人挣工资,我还有三个妹妹在上学。我没有勇气对家里讲这件事。所以在家里呆了两天垂头丧气地回到集体户,我不知怎样面对还等着我买回肥皂的乡亲。不知该怎样解释,但是我必须面对。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对老乡们讲的,只记得老乡们听后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安慰我说“没关系”……我发誓将来一定要慢慢地赔给大家的。此事让我大病一场。一些好心的老乡来看我,总是重复那句话“没关系”。1978年我被招工回城,一直到离开那个村子,我也没能偿还上那笔钱。这笔账像一根针,一直扎在我的心头,令我时时作痛。
多少年过去了,我的许多记忆都已经冬眠了,但是我的知青岁月的许多情景像杨絮一样总是在我的眼前飘荡飞扬。在那跌撞的生活里,人们常常认为知青的时代是虚度的岁月,可是我能记起最多的事情,却是那个遥远的小山村的故事。一切皆可凋零,那孤零零的大顶子山,那么多淳厚质朴的脸,一生都镶嵌在我的记忆中,桦甸的乡村生活像一条汩汩流淌的河。将伴我终生。--摘自《吉林日报》(文: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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