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他花700元买下一家号为“同兴”的铁厂。有了“振兴源”与“同兴”两座铁厂，他感到一人同时管理两厂有些力不从心，于是便四处寻找能人。碰巧此时有人向他介绍说，营口有一位叫胡占波的，此人钳工手艺高强，说不定以后此人能帮他大忙。他听说后兴奋不已，亲赴营口登门求贤。一见面，胡占波被他的一片真诚所打动，答应与他一起在长春办铁厂。王金堂长于铸造手艺，专营火炉配料化铁，“振兴源”离不开他。他无暇照顾两座铁厂，便将其中的“同兴”铁厂委托胡占波经营，他还让两位年轻工人协助胡占波工作。

    “同兴”铁厂因位居长春市小五马路，处商埠地段，加工生意不错，一年下来经结算还有盈余。胡占波与两位年轻人相处久了，成为了好朋友，三人白天一起工作，夜里常常出去饮酒开心，天长日久挥霍了厂里很大一部分资金，致使铁厂生产滑坡，生意日渐萧条。为此王金堂深为痛心，大失所望。尽管如此，他仍对胡占波抱有信心。胡占波目睹铁厂生产每况愈下的现实，心中十分难过，感到十分对不住他，向他道歉并提出辞呈，表示日后混出个人样来，再做王掌柜的助手，把“同兴”振兴起来。

    经过一段曲折的经历，胡占波于1936年又回到王金堂的“同兴”铁厂。此前“同兴”铁厂已由长春市小五马路迁至铁北三路，厂名改称为“义大铁厂”。胡占波的回归与重新加盟，使王金堂欣喜不已，经营上如虎添翼。到1938年，经他与胡占波同心协力，艰苦奋斗，“义大铁厂”生产效益节节攀升。1939年工人数量已增至1 000人，一时间成为当时长春铁厂中的佼佼者。在他的鼓励与支持下，胡占波开动脑筋，拓展思路，通过生产水泥瓦模板，为铁厂赚了大钱。他利用这笔钱扩建了厂房60余间。此后他与胡占波又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暖风炉。有了暖风炉化解了长期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从此别人不能生产的铁制品，他的铁厂都能顺利生产。

    最初他的“义大铁厂”专为铁路制造铁锤、铁钎子等产品，同时还小批量生产暖气片。他与胡占波精诚合作，同舟共济，使铁厂的技术与效益都有了新的飞跃，尤其是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胡占波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与专长，精心设计出六尺与七尺的车床，为制铁生产带来了效益。以后，他决定将“义大铁厂”的领导权与经营权交与他最信任的助手胡占波。胡占波成为“义大铁厂”的厂长后，善于团结工人，关心他们的疾苦，与他们同甘共苦，获得工人的拥护和爱戴。不久，又在长春市东安屯建立了“义大铁厂”分厂，使铁厂的规模又有了新的发展。

    王金堂办的“义大铁厂”引起了日人的注意并开始打起了坏主意。一天，伪满警察厅警佐山田突然闯入“义大铁厂”威逼他与胡占波为日军每日生产150吨枪支用的弹皮，遭到他与胡占波严辞拒绝。又过数日警察厅又派人将他抓走，关在川上公务所，不许他吃饭喝水，有时还把他拉出去过堂，用鞭子抽打。在敌人的高压下，他坚持了民族气节，没有屈服，誓死不从。不久经胡占波多方奔走说情，他才获释。

    1943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做垂死挣扎，拼命搜刮钢铁，疯狂生产杀人武器。不久,一位叫木崎的日本特务闯进他的“义大铁厂”，对他和胡占波强制下达生产地雷皮的命令，他与胡占波顶着被杀头的危险就是不从。一天，他被警察叫去见木崎。木崎将他关押并欲下毒手。到了第5天，经胡占波百般努力，托当时“新京”道德会的白会长说情，终于获释，幸免于难。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国民党军事占领长春后不断抓兵，致使铁厂工人锐减至100余人，面对困难他丝毫不气馁，即使面临股东抽股分家的局面也不动摇。1946年2月，铁厂抽股分家后，他仍然坚信“义大铁厂”不会垮掉，仍会有光明前途。他对胡占波说：“他们走就让他们走好了，咱俩继续干，还是由你来当经理。”胡占波答应了他的请求，二人心心相印，共度难关，从事小批量生产机床和零部件加工。在长春被围困期间，“义大铁厂”因处境艰难，被迫停产。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百业待兴。此间“义大铁厂”工人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恶意宣传的影响，或离厂远走他乡，或躲在家中不敢露面。受此影响，王金堂也离开了长春返回河北老家去了。此后“义大铁厂”只有胡占波带着少数工人苦苦支撑着，当时铁厂工人少到不足几个人。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和扶植“义大铁厂”的重建和发展，不但投入人力财力，还采取了加工订货等方式刺激制铁生产的发展。为此，胡占波深受鼓舞和感动，遂给在河北老家的王金堂写了信，王金堂心情十分振奋，从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不久他在天津为铁厂的车床生产找到了销路，和天津的“三义成”等商号签定了供销合同。每台车床可赢利六七百元，共销售了几百台车床，为振兴铁厂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1950年王金堂创办的“义大铁厂”加入了由建东、兴东、公利等11家铁厂组建的联营机械厂，规模仅次于长春益发合，为长春当时的第二大私营企业。1956年实现公私合营后，“义大铁厂”在与其他厂合并时，只剩下两台破磨和不锈钢油滚。由于这些设备当时在厂里用不着，便交与他自行处理，经厂方出示证明与手续，他经私商将油滚卖掉。时逢1957年“反右”斗争，长春市工商局将此事交与法院处理。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名，将他判处有期徒刑10年。出狱后又遭遇“文化大革命”，主管部门宣布他为坏分子，责成街道对他监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的冤案引起长春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长春市法院与市工商联等通力协作下，对此案进行重新调查复议。经吉林省人民法院核准，长春市人民法院于1988年3月宣判他无罪并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并给予他1 000元生活补助费，恢复他的公职并享受劳保待遇。

    1992年王金堂去世，终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