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问心碑》人物形象塑造浅谈

    历史的真实形态要比通常史籍告诉我们的复杂得多,小说是对历史的补充,但我们其实无法走进历史更无法再现历史,只能让我们的思想"接近"历史,力求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解读长篇历史小说《问心碑》求教于作者时,崔慕良(老莫)先生这样坦陈己见。我们了解历史,是出于对历史的敬畏,但正因为想象与实际之间难以逾越的阻隔,反倒成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备感兴趣的充足理由,作家们凭自己的理解去填补其中的空白。《问心碑》问世经年,产生一定社会反响,作为本土文化中少见的力作,我们仍然确有必要满怀兴致的探讨这部作品的意义。本文仅就人物塑造的话题试为管窥,以便就教于方家。

    《问心碑》以怀德县民国县长赵泽民9.18事变后,率领怀德县警民抗日事迹为经,旁及1931年前后怀德县四民(士、农、工、商)生存状况,勾画出一幅怀德百姓生活疲竭图画,折射出东北社会现实情况。作品为被遮蔽了的历史人物立传,成功塑造了民国县长赵泽民悲剧英雄形象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人物塑造方面,《问心碑》比起老莫过去的作品,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老莫是善于描写人物的,在创作中注意人物性格描写是他的一贯特点。而在这部作品中,人物描写的丰富性、多样性,不仅超过了他本人以前的任何一部作品,而且在同类题材的历史小说中也是罕见的,特别是作为东北9.18前后下层人物形象的艺术谱系,也是罕见的,是老莫创作上的一个重大贡献。《问心碑》出场的人物有110多个,而有名有姓者也有90多个,其中有省长、县长、县公安局长、传达长、中学校长、商会会长、维持会会长、监狱长、警长、村长、警察、小孩子、中医、老道、乞丐、车老板、门房、军火贩子、妓女、汉奸、赌徒、大烟鬼、土匪、日本女特务、日本翻译、日本警察署长、日本守备司令官、日本中佐、铁道守备队长……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而且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典型意义。围绕在赵泽民的周围,围绕抗日的主线,一些名难见经传的小人物,在老莫笔下呈现出千姿百态,组成了一个熠熠生辉、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画廊。作品不仅塑造了众多的、性格各不相同的人物形象,而且在塑造人物性格的艺术技巧方面也有某些发展。作者在描述众多人物形象时恰当地运用了不同的笔墨。

    通过反思,使人物性格处于流动状态,升华作品主题。《问心碑》再现了赵泽民抗日的悲壮历史,但如果作品的表达仅仅停留在快意恩仇的层面上,那会显得浅薄与狭隘。小说逐层深入的展现了赵泽民的心灵轨迹,从而直逼历史本质的真实。赵泽民身陷囹圄后这样反思:"过去,遇到困惑不解事,或难决断事,总站在《问心碑》前问心,觉自己在任上不贪不占,勤政爱民,无愧于心,求得心理平衡,这又于民何益?如果侥幸能存活下来,真得换个角度想事'问心'了。政务所及,让他感到民生重要,应列为 '三民主义'之首,还大讲特讲认为是治政根本。东北时局突变,他失城被俘,让他认识到以前认识错了。因民无权碌碌无能之辈才能爬上高位。中央政府下'不抵抗'命令,固难逃历史追究;匪性未退尽,一向不听命令我行我素的东三省高层,为啥会执行这荒唐的命令呢?答案只有一个: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赵泽民想对国人讲民权民主,才是强国富民之本,治国之纲,可惜,身陷囹圄,死神一天天逼近,怕没有讲的机会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问心之"道",三民主义之"道",是赵泽民付出惨痛代价才大彻大悟的,当然也是作者反思历史得到的认识,我们认为是问心境界的升华。故事情节是为表达思想服务的,只是一个载体。赵泽民此前的抗争是一种铺垫,只有获得这些认识,即悟出这些"道",他以前的努力才有价值。

    赵泽民只能选择牺牲自己的方式,这是赵泽民的历史局限。完整的而不是片面的表现历史悲剧,应该是作者必须逾越的难关。刀光剑影中惊心动魄的搏杀,无疑最能显现英雄的无畏与壮烈,但更能揭示悲剧意义的还是那些事变后冷静的反思:"为只顾自己不顾百姓死活的政府死,死得不值啊!"蔡朝阳先生在《小说的技艺》一文中指出:"小说自然是一种高超的手艺,小说家和读者诚然可以浸淫在纯粹技术的境界中乐而忘返,但是小说的灵魂归根到底在于对我们人类生存状况的审视、发现和表达,批判性是最为可贵的品质"。老莫的小说即具备这种批判性的锋芒,我们分明感觉出:这种批判性在深刻的反思上。深刻的反思是老莫小说的亮点。

    在对比中展现人物性格。一是下层人物与上层人物的对比。省长臧式毅是赵泽民的精神支柱,是他最信任最尊敬的老师。然而,赵泽民殉国之日正是臧式毅投降日本之时!一个站着死,一个跪着生,是何等强烈的反差!再看当时的国府最高统帅、东北的张氏集团,乃至赵泽民的顶头上司省府的大员们,或命令不许抵抗,或坐视国土沦丧,或叛国投敌……其惊人相似之处就在于完全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谁管百姓死活?谁念生灵涂炭?相形之下,赵泽民作为七品芝麻官竟然亮出抗日大旗,怎能不说难能可贵?下层官吏及百姓们体现的大局意识、忧患意识,体现出的气节,足令那些尸位素餐、卖国求荣、损公肥私的官僚们无地自容。二是同类中对比。大敌当前有坚定抗日的马占山,也有丧失民族气节、为虎作伥把赵泽民献给日本人的王永清之流,人格之高下判然若揭。赵泽民与怀德历史上两位同仁的比照,继承并弘扬了"问心"精神与"强项"精神,当然也有近在咫尺的前车之鉴,这对赵泽民人格与执政风格的形成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是赵泽民的属下,同样尽忠守职但风格迥异:有的老成持重,如巡官张景春;有的谨慎勤勉,如传达长冯义臣;有的大义灭亲,如警官赵国锋。同是"首长"的妻子,同是贤内助,有的内敛,有的张扬。

    在复杂的矛盾纠葛中展现人物性格。矛盾的形成和演变,牵动着情节发展,人物的性格于其中得以充分展现。矛盾的关节点,也往往是人物性格展现的亮点,这又是《问心碑》的一个特点。赵泽民理政时遇到两个难题:一是"求雨"。久旱无雨赵泽民面临两难选择,参加祈雨,属荒唐之举;退出局外,"百姓信这个",他权衡利弊只得违心的屈从,显现了赵泽民性格中"柔"的一面。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赵泽民也只能那样"尽心尽力"。赵泽民破解的另一个难题是牲畜改良,"地处偏僻,读书人少,民不开化",那时,办种畜展览,推行牲畜改良,以增加农民收入,其难度可想而知,赵泽民以县令之尊亲自当助手配猪,因而落下"配猪县长"绰号,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正是这样的破天荒之举,展现了赵泽民勤政为民的良好形象。

    日本女特务千代,在别人导演的劝降戏中,自觉主动的进入了角色,成为赵泽民的红颜知己,千代的敢爱,是对赵泽民敢恨的有效补充,从另一个侧面,凸现了悲剧意义。千代的形象是作者虚构的,有人对她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商榷。

    在展现厚重的地域文化中塑造人物。《问心碑》是一幅多姿多彩的东北乡土人物画卷,通篇洋溢着浓郁的黑土地芳香。一是书中下层人物名字多富有东北文化特色。有绰号:如乌拉脚,乌拉鞋是东北人抗寒的必备品,一听这样的绰号,非东北人莫属。而绰号又是人物性格符号,多带有调侃戏谑成分,如张小屁、不跟趟等。有的则取其生理特征,如璇儿、六指道人等。在东北农村人们习惯于用家中排行来称呼人(读书少,取名省事),让人感到亲切,如刘八奶奶、龙二等。根据职业特征取代称,如张大掌包、韦筐头儿等。根据人的特长:如单抠(因枪法准而得名)。林林总总,这些名字本身就构成了一幅地域特色鲜明的风俗画。二是选择典型物件,借助其喻示功能为刻画人物性格服务。如书中几次出现的油灯,用油灯照亮是东北特有习俗。书中的油灯时隐时现,喻示着赵泽民命运的变化。开始,"他忘不了那盏老油灯和老娘每晚添油说的话:读书,当官,当好官。"最后:"想每天添油压灯捻的母亲,想伴读自己七、八年的那盏老油灯。如今自己的处境,何尝不是一盏油将尽捻将灭的油灯"。夜晚,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晃动着微光的老油灯,那是一幅典型的东北乡下风俗画,而油干灯灭则形象的喻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作者曾想书名为《一盏油灯》,可见油灯之设置意义非同凡响。三是人物性格中渗透了东北人特有的风格。有评论家说:"生活在东北的平原大野上,寒冷的气候、艰苦的劳作,给了他们豪爽的个性,不屈的意志和极强的生命力",我觉得还应补充上:由于战乱频仍等社会原因,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东北人民也不得不面对恶劣的环境,形成自己的性格,这种复杂的情形,很难用几个词来概括。如刘八奶奶的豪爽泼辣、重情重义、敢作敢为就具有东北民间侠女的独特美感,而像商会会长李雅忱这样的铁杆汉奸,阴险、狡诈,这也是"东北另一类特产"。

    包容性强。人物的个性化体现在人物的复杂性上。只有充分包容,才能充分展现个性。我们在有些作品中只能看到"被提纯了的人物",往往背离生活的真实。老莫则试图包容"历史上存在、而文学作品中不存在"的有缺憾的英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有了新的突破。汲寿柏,历史上实有其人,是汲义方的侄子,他在"8.15"光复后,投错了阵营,被人民政府镇压。作者仍细腻地写出了他年轻时的作为,饱含深情地展现了他为正义事业斗争的机智与勇敢。有人认为写汲寿柏"不值得",我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作品对另一个"转变中的人物"苗雨霖的塑造,分寸非常得体。民团中队长苗雨霖,"在东北军正规军里头干过连长,好逛窑子,饷不够用就吃兵,被人联名告下来",苗雨霖人性臭,但他也有为人仗义的一面,尤其是在抗日问题上大节不亏。他做事的出发点难以用高尚、纯洁来形容,他要主动袭击日军的炮兵阵地,出发点还是"我是不是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让她(相好)脸上有光?"他一枪定乾坤,消灭了日军炮兵计算手,负重伤后掩护同伴撤离壮烈牺牲,这样的英雄同样光彩照人。苗雨霖形象的转变,既有抗日的因素也不排除个人情感,这样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在生死考验的关口塑造人物性格。赵泽民、汲义方等《问心碑》的中心人物,历史上实有其人。在塑造其形象时,作品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较好统一。尤其是在生死考验的关口,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呼之欲出。

    赵汲一体,相得益彰(赵泽民形象分析已见本报《问心的境界》一文)。公安局长汲义方是赵泽民的得力助手。作者同样浓墨重彩塑造了汲义方威武不可屈的英雄形象。他武艺出众,有勇有谋,他带出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平时成为一方安全保障,战时成为中坚。他忠于职守的优秀品质在生死考验的关头得到了充分展现。沈阳失陷后汲义方母亲病故奔丧,他在东北军任职的兄弟劝其跟他们走,汲义方毅然回到怀德履行职责,没有避害趋利,"既是人格又一次完美,也是对赵泽民工作的最有力支持"。而他刚从沈阳返回范家屯,日本人即登门去请,许诺"只要表示独立,公安局长照当",汲断然拒绝。在生死考验面前,汲义方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眼睛被日本人打冒了,双眼被血糊上看不见路,但仍脚步铿锵,不失军人风范。赵泽民说"我为有你这样的兄弟骄傲",汲义方激动的说"我也是,如果有来世我们还轧伙计"。生死不渝,催人泪下。小说多角度表现汲义方,个性化的语言动作描写,使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既有正面描写,又有侧面烘托。日本翻译慨叹:"我没见过这样厉害的人,一个瞎子戴着脚镣手铐能一招击倒一个日本中佐,神人哪!"活着英雄,死也英雄。敌人把受尽折磨的汲义方投进狼狗圈,"五六只狗撕咬,还能卡死一只狗,这人活着是强人,死了也是强鬼。"汲义方的名字同赵泽民一样永远是怀德人民的骄傲。

    车夫龙德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作者对他的描写不落俗套,于是一个生理上残缺、而心理上强健的小人物英雄形象便走进了我们的视野。龙德给人扛活调教生荒子马时,被重伤了男人的标志物,落下个"半截龙"绰号,他作为男人本身的存在就变成了一种嘲讽。但屈辱中生存的龙德却有着英雄挺拔的灵魂。"他龙德虽是一个马车夫,终是县政府的人,日本人不会放过他;他龙德虽然不是全人,终还是一个爷们,膝盖不会向毁县的日本人下跪;他龙德不识字,没读过圣贤书,还知道什么叫知遇之恩,知道什么叫舍生取义。"龙德采取决绝之举动,以送车的方式报复敌人:吞了大烟的车夫,灌了疯药的马,旋风般的车,冲向侵略者……

    作者对龙德的塑造具有一种人性美的深度,他对同样生存在屈辱中的妻子的理解与体谅,闪烁着超越世俗偏见的人性光辉,我们审视龙德的目光,也不能不从悲悯转向崇敬。车夫是长官的影子,龙德形象的成功是对中心人物的有力补充与彰显。

    《问心碑》采取写实主义创作方法,但为了突出赵泽民的悲剧形象,在结尾部分却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这在抗日题材历史小说中当属首创。作者以虚幻的手法,写就义后的赵泽民与六指道人"黑山头对弈":"他明明赢了,我(六指道人)离开后就听他对天发问:'我为啥败,为啥败?'声音凄楚,我听了心里发毛。""赵县长是为国捐躯,为民丧命,天不录其忠,地不收其冤,魂魄游荡在天地间求公平……",作品以浪漫主义的方式,表现这类大英雄的孤独与悲愤。老莫以自己的方式告慰英灵,呕心沥血还原(塑造)的赵泽民的悲剧英雄形象,是文学长廊中光彩夺目的"这一个"!

    老莫以"全知全能"的姿态,在略显老套的叙事中,娓娓展示人物鲜明的个性。当你感到有点厌倦,想要抱怨老莫有些絮叨时,眼前不由一亮:对一个人的认识需要过程,需要耐心,看到后面的精彩,才能领会前面的铺垫,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老莫叙述故事的功夫像在推演茶道,不慢慢地品咂是感觉不出滋味来的。提纯了的文字里,透着北方人的大气与沉稳。老莫习惯于这样朴素无华近似白描的拿手戏。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对祖国对家乡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地理文化的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