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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９日是一个所有长春人都应该铭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长春结束了它屈辱的历史，重新获得了新生——
长春解放了。就在长春人民欢庆解放，迎接人民的军队进城的时候，位于市中心的“中央银行”大楼却是一片死气沉沉，以郑洞国为首的一小撮国民党军队还盘踞在这里拒不缴械，大兵压境，没有人知道等待这座大楼的命运将是什么。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凌晨４时左右，沉睡中的长春被一阵剧烈的枪声惊醒，枪声来自于市中心中正广场（今人民广场）附近的“中央银行”大楼，驻扎在“中央银行”大楼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部官兵数百人朝天鸣枪，仿佛是在垂死挣扎，又仿佛是在用枪声祭奠长春一个时代的远去。
半小时以后，枪声结束了，在寂静中，长春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黎明。１０月２１日的黎明与平时没有什么差别，却又似乎充满了生机，饱经战乱的长春人对枪声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今天早上突如其来的枪声似乎有具有着异于寻常的意义，人们预感到这一天他们所处的城市将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
２１日下午２时许，在“中央银行”大楼已经工作了１２年的骆长洪从躲避了好久的地下室里出来，他看到一辆国民党军用吉普车停在大楼院里，车头悬挂着的一面醒目的白旗一下子跃入他的视野，一霎那，他好像被银针扎中了某个穴位，一股夹杂着喜悦、感伤的复杂情感迅速布满了全身，他知道，自己盼望已久的太平日子即将来了，他终于可以回家了，可以见到自己的妻子、老父亲和亲人朋友们了。
骆长洪至今对那个下午记忆犹新，他目睹了长春最后一座建筑解放的全过程：他看见几位国民党高级军官鱼贯走出坚守了好久的银行大楼，上了吉普车，发动引擎，开出了银行大院。他不知道这辆满载着他希望的吉普车将开往那里，但他知道，苦难结束了，这栋他亲手参与建造，并且在其中工作了十几年的大楼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长春“伪满中央银行”大楼承载了长春太多的屈辱与苦难，它始建于１９３４年，是日本军国主义为控制整个东北金融，显示其经济命脉中枢机关的气派而耗巨资兴建的。当时的伪满国都拨伪币６００万元，历时四年多建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大楼。无论是耗资还是耗时，“伪满中央银行”大楼都冠绝一时。
在东北三省没有沦陷之前，长春有四家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关东军每到一处首先抢占的是就是交通运输线和金融机关。
９月１９日，日军占领长春，马上封闭了位于长春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和永衡官银号各支行号之现款及账册。１９３２年（大同元年７月１日，由日本军国主义控制筹划的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正式成立，溥仪、郑孝胥、熙恰等伪满洲国高级官员到场祝贺。伪满中央银行总行最初设于北大街原吉林永衡官银号长春分号旧址。在同一年，伪满国都的建设计划把新行址也列入了第一期的建设重点项目。
１９３４年（康德元年４月２３日，伪满中央银行大楼的宏大建筑计划开工，１９３６年地下建筑工程趋于完成，５月２８日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伪满国务院总理张景惠和日满上层人士参加仪式。１９３８年８月，大楼建成。伪满中央银行大楼由当时日本国内的西村事务所设计，地下两层由日本福昌公司建造，地上四层由福昌公司和大林组共同建造，这三家公司都是当时日本国内建筑业的领头羊。
大楼占地面积３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２６８３５平方米，建筑结构为钢架整体混凝土浇铸，外墙用东北产的花岗岩石贴面，主楼高２１．５米，到最高部位为２７．５米，地上４层，地下２层，建筑内有一个内采光天井（在营业大厅内）和两个外采光天井。该建筑采用欧美式建筑模式，是希腊古典风格和现代造型相结合的典范，大楼正门是厚重敦实的檐口，门柱以十根带棱凹槽的花岗岩雕成，挺直的柱身从台基上拔地而起，大厅正面和两侧有天然大理石柱２８根，是典型的古希腊风格，地面铺的是意大利产的大理石。墩链式的围墙独具特色。该建筑除主要设施外，还建有装备齐全的附属设施并且耐火耐震，对空袭也有特殊的防御能力。地下室的金库大门是在美国定做的，金库门长４米，宽２米，厚１．５米，最轻的１５吨，最重的２５吨，均为钢铁制作。据说当初把金库大门运来时，费了很大的周折，它们在美国制成以后，由海路运至大连，又用火车从大连运到长春，由于太笨重，没有车辆能拉动，当时使用了３０匹马、５０个壮劳力和若干圆木，用最原始的运输方式运进银行大楼，最轻的运了一整天，最重的运了四五天的时间。当时“伪满中央银行”大楼，被日本人称为亚洲第一坚固的建筑。
“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原设计方案的西南侧建筑后来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满洲国经济紧张而未建。１９８３年，人民政府按原设计方案补建西南地上４层，１９８７年建成，现在使整个大楼平面呈“元宝”形。
１９４５年光复以后，“伪满中央银行”大楼改名为“中央银行”大楼，由于它异常坚固，在随之而来的三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将其当作最后的堡垒负隅顽抗。在经过本文开头那段“朝天开枪，假意抵抗”之后，“欲杀身成仁”而不能的国民党守军主帅郑洞国及其兵团数百人“只得勉强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至此，长春获得了久违了的和平，“中央银行”大楼回到了长春人民的手中。
解放以后，大楼迎来了他的第三次生命，也迎来了他的第三个称呼——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市支行”，当年它的设计建造者们可能不会想到，他们在给长春打下屈辱烙印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这个承载着长春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建筑被定为吉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成为了我们回顾历史的最好纪念。一座带有着浓郁殖民色彩的建筑，在新中国的阳光普照下，开始了它全新的生命历程。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长春市志·军事志》、李重著《伪满洲国货币研究》、《伪满洲国明信片研究》，特此感谢。）
伪满中央银行历任总裁
第一任：荣厚 中国人（１９３２年６月—— １９３６年６月）
第二任：田中铁三郎 日本人（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９４０年５月）
第三任：阚潮洗 中国人（１９４０年５月—— １９４３年５月）
第四任：西山勉 日本人（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９４５年８月）
骆长洪：银行大楼的守护神
骆长洪老人８５岁了，他在这座大楼里已经工作了６８年，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能够引起老人无限的回忆。不知道当初建造这座大楼的人至今还有多少人在世，但可以肯定的是，从这座大楼建筑伊始一直到现在还像守护神一样陪伴着它的人，只有骆老一个。
骆长洪老人出生在天津，５岁那年随父母闯关东来到东北，在大连生活了７年之后，来到长春。１２岁时，骆老在当时的日本商会做学徒，干些杂活，１４岁时，开始学习水暖手艺。１９３６年，伪满中央银行的一纸招工文告，让骆老与这座大楼结上了一生的缘分。那时，伪满中央银行已经破土动工两年了，由于规模浩大，两年后，这座大楼才拔地而起，骆老见证了大楼诞生过程中的全部艰辛。大楼建成以后，骆老就留在了这里做水暖技术工人。经过伪满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大楼的名字以及服务对象都在不断地更迭，大楼的工作人员也是来来走走，但老人始终没有动过要离开这座大楼的念头。
银行大楼经过了三个时期，骆长洪老人的一生也经过了工人、技师、工程师三个阶段。骆老对银行经过的三个时期有着最切身的体会。１９３６年，骆老刚参加工作时，每天的工资是１块５，这样的收入和同在银行工作的日本员工待遇有着天壤之别，骆老清晰地记得，当时的银行里有两个食堂，一个供日本人专用，一个归中国人用，日本食堂的主食是大米，中国食堂的主食是高粱米。最刻骨铭心的，是１９４８年那段对长春长达５个月的大围困。由于银行大楼的坚不可摧，后来郑洞国带着百十人逃进了银行大楼，骆老和几名同事被迫在银行地下室为他们提供水电等服务。大楼被解放军包围了，不时有炮弹落在大楼的墙壁上，骆老每天在地下室中提心吊胆，不知道会不会有明天。骆老至今对郑洞国投降的那天记忆犹新，他亲眼看见几名国民党将领走出大楼向解放军投诚，那一霎的阳光成了骆老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作为长春最后一位被解放的人，他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解放了，骆老的生活也迎来了新的曙光。现在，８５岁高龄的骆老每天下班时都还要走一段不短的路回家，他用超脱的心态感悟着这座城市点点滴滴的变化。骆老也想过要退休，但他实在是舍不得这座几乎陪了他一辈子的大楼，同样，大楼也离不开骆老，他们就像是一对知心老友，彼此的熟稔已经渗透进各自的血液当中。也许，他们最愿意做的，就是每天都能在这喧嚣的闹市当中，静静相对。（记者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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