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比较

新华网吉林频道 （ 2003-10-29 ）

　　一、问题的提起

　　产业结构政策是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产业结构层次的高低，决定着其经济素质和实力的强弱；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决定着这一经济能否实现稳定而高速的增长。

　　克拉克提出：伴随着经济发展，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无论 从劳动人口比重还是从国民收入比率来看，均有从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进而向第三次产业推移之势。二战后，库兹涅茨的总结更加证实了配第一克拉克法则是如何准确地概括了现实。而60年代中期之后，“后工业化”理论群延伸了克拉克法则并进一步提出，发达国家已超越了工业社会，“服务化”是发展的方向。

　　然而，现实中伴随着经济“服务化”、“后工业化”的，却不是所谓的“经济发展”，相反是深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在70年代中期之后就出现了“后工业化’’的倾向，但都带来了第三次产业主导经济的恶果，至今陷入危机不能自拔。相比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农业部门、第二次产业而实现的高速增长，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践在此给理论划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到底如何，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否是伴生的?我们在此根据对中日产业结构演进的对比分析，力求作出解释。

　　二、中国产业结构分析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1949---1978年之间出于“备战”需要重点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倾斜发展的时期；其二，是1978年以来以第二次产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由于恶劣的国际环境的需要，中国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克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前提条件不足所带来的困难而进行了种种尝试和努力。直到1978年为止，中国的种种政治斗争、经济活动皆在上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的生存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调节过程中展开。而这个展开的基点，或者说底线，就是保国家安全和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然而，在资金、技术、军事力量都处于不利条件之下的客观现实中，同为基点的二者却常常互为对立一面。整个改革开放前的经济进程，以此变成一个通过政治和经济调整的张力来维持“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备战型”经济和“协调发展农轻重”的“生活型”经济之间的微妙的平衡的过程。同时，也是在二者无力兼顾、无法取舍的时代而不断地向其最佳结合方式和发展道路的摸索、尝试的过程。

　　在这一背景之下，重工业一枝独秀，在农业轻工业之上获得了大量的投资。到1976年，重工业投资一直占总投资额的35％之上，最高时曾达54％左右。当然，对农业轻工业，中国领导者们并非不知其要。1956年，在经过建国后不到10年的实践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曾清晰地论述了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但出于国家存亡之计，重工业仍是为主，仍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率也必须少有增加。可见，尽快发展重工业，是为保障中国不被颠覆的抉择。而一国经济不可只依靠重工业，尤其是被封锁下的、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大国。因而，这个抉择，必然带来经济的动荡。

　　正因如此，工业生产并不像工业投资一样始终处于增长之中。建国初期，经过整顿，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社会的成长一度一帆风顺，工业的年增长率达20％左右。此时经济过于偏重的危机已经潜在，只是为工业增长外势所掩。1958年后，在大跃进政策推进下，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投资陡增，经济失控，恰有苏联背信弃义、农业的自然灾害，遂使工业既失去了外部的资金、技术援助，又失去了内部农业积累的基础。于是，在计划体制之下，在完成计划的过程中，国民经济陷入萧条，工业生产业受到打击。1963—1965年间，经过一些调整，工业小有恢复。文化大革命随后而来，工业与整个国民经济一起陷入长期不振状态。

　　1976年后，随国际环境转向开放，毛泽东时代所不得不为的“备战”经济可以不为了，所不得而为的引进技术得以为之了。这巨大变化，构成了调整工业社会结构的契机。

　　改革首先从农业起步，解决了农业的困境。从理论上讲，这既可为工业提供廉价的过剩劳动力，又可为工业创造广阔的市场，从而构成了工业化的重要前提之一。但是，这种理论上的逻辑，在中国由于人口过多，城市中已多有待业人口存在，使农业过剩人口向城市的流人受到限制。这样，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收入的提高、劳动力的节省，为工业提供市场和劳动力，工业因而产量扩大，成本降低，利润增加。工业随之发展，城市化随之进步，进一步向农村提供新的消费产品和农业机械，同时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进而推动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这种理论上的良性循环，在现实中不得不中断了。

　　为此，首先尝试了由农村自己解决。乡镇企业是其典型的对策。但是，乡镇企业普遍术差，底子薄，却有接近资源的优势，因此技术水平较高的大中型企业反而在获得原材料的竞争力上不及其强，在总体上又构成资金、原料资源的浪费。

　　于是，改革的重心回到城市。工业企业的厂长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收到了利润增长、效益提高的效果。但是，随之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承包的厂长只管自己任期之内，不管承包之后的影响，造成机器设备的过度使用、过量磨损。同时，为节省成本，企业大量削减人员，带来城市失业、待业人员增加，加之一些企业不适应新的消费结构，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加剧了城市就业的困难。在此，城市化带动工业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循环也因此中断了。

　　随后，有工资、物价、经济管理部门的配套性改革相继出台。购买力在改革之后不断增长，而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也在开放的推动之下趋向于最新、最先进的消费品。中国工业企业在巨大的市场和政策支持、外资投入等的推动下逐步走出了供给能力不足的地带。生产力在以工业为中心的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这样，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开始了高速发展。1976---1980年间，年均增长率7．84％，最高年份11．7％，最低年份1．7％。1981—1985年间，年均增长率10. 72％，最高年份15．2％，最低年份5．2％。1985—1990年间，年均增长率7．9％，最高年份11．6％，最低年份3．8％。1990--1995年间，年均增长率11．8％，最高年份14．2％，最低年份9．3％。而这个过程也正是第二次产业比重在产业结构中快速提升的过程，充分体现了第二次产业对国民经济逐步向平稳、高速方向发展的带动作用。

　　三、日本产业结构分析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1945年至70年代中期经济恢复及高速增长的时期；其二，是70年代中期之后至今在经济“服务化”背景之下的低速增长时期。二战结束之后，由于原材料、能源严重不足，通货膨胀抑而不止。为此，日本政府1947年初推行“倾斜生产方式”，此后经历了“道奇危机”、“特需景气”和产业合理化的努力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

　　在这一阶段，尽管有诸多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但其中技术进步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体上，其技术革命分为三个阶段：(1)1956--1961年，主要通过引进技术建立家电、汽车、合成纤维等新兴耐用消费晶工业；电力工业开始从“水主火从”向“火主水从”转换。(2)1962－1966年，生产设备向大型化发展，广泛采用新的生产工艺，加强新型材料的开发和应用。(3)1967—1974年，生产设备继续向大型化发展，采用了应用有电子计算机的生产技术，计算机产业得到了大力发展。在技术进步及其他因素的推动下，日本实现了以工业为中心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7％左右，制造业则高达13％--24％。第二次产业比重也在产业结构中不断上升。70年代后，日本经济开始表现出“服务化”的倾向。第二次产业，特别是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制造业转入衰退、调整，但日本政府追求高速增长的欲望并未减弱，采取了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然而，由于第二次产业尚未调整完毕，财政、金融优惠主要为服务部门吸收，导致了经济在投机中的恶性膨胀。
　　在上述背景下，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参见表2。从统计上看，产业并无多大的衰落。但是，增长速度的滑坡；恰好从反面说明第二次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已大大降低了。而从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来看，更可发现第二次产业的作用大大削弱，甚至绝对地低于服务部门。

　　1971年尼克松冲击之后，田中内阁推出“列岛改造论”，引起投机风潮。地价暴涨之风席卷日本，导致土地、股票投机狂獗，物价飞涨，“资产通货膨胀(Stocklnflation)”已相当严重。但是，名义GNP一直表现为高速增长，使日本政府误认为其政策得力，遂为80年代末期开始的“泡沫经济”打下伏笔。

　　１９７３年10月，爆发了石油危机。基础物资的价格也随之暴涨，迫使政府公共事业的增长减速，地价上涨失去了后盾，终令这场恶性膨胀崩溃。工矿业生产大幅下落，年增长率为—9．7％。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高速增长宣告结束。工业的重心转向内部调整，导致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低落，经济转入低速增长时期。

　　1985年西方五国财长会议之后，日元迅速升值。出口产业受到巨大打击，特别是出口比率高、对进口资源依存度小的加工型重工业，利润大幅度下降。但以美元表示的经常收支黑字却有大幅度的扩大。

　　贸易摩擦的加剧和贸易黑字的激增，使日本的国际环境严重恶化，被迫转向“内需”型增长。为此，日本政府推出大型振兴内需政策。在财政方面，1987年以后屡次推出以大公共事业投资、住宅金融公库融资、减税补偿等为主要内容的‘紧急经济对策”；在金融方面，1987年2月将官定利率降至2．5％，并一直持续到1989年初。这些政策与日元升值带来的实际消费能力增长、消费心理膨胀结合在一起，促成了名为“平成景气”的泡沫经济恶性膨胀。

　　1989年转向紧缩金融政策之后，一切曾经支持股价上升的因素都逆转为反面因素。股票作为投机对象的理由不复存在，企业也由于股价下落导致财政困难，资金更难获取，投资意欲愈减，进一步降低了股价。地价在1991年之后也转向下落。消费者心理大受打击，耐用消费晶、住宅的投资转入低迷。1992年始，整个经济转入调整局面。虽有多次大型财政政策和比“泡沫经济”时代更低的超低利率政策的刺激，经济至今仍回升乏力。

　　四、结论

　　比较分析中日两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发现，二者之间虽然各有不同，但有其本质规律上的共性。这具体表现在：

　　1．以第二次产业为中心。中日两国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正是第二次产业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走向高涨、在产业结构中比重不断提高的时期；反之，第二次产业走向衰退、比重下降的时期，也正是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甚至陷入萧条的时期。这充分说明在战后直至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还在于第二次产业，经济社会仍然处于第二次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即仍然属于工业社会，而非所谓的“后工业社会”。

　　2．第二次产业与第三次产业在长期趋势上是交替涨落的，呈现波浪式发展态势；第一次产业则处于长期下降趋势。这说明，配第一克拉克法则所说的从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进而向第三次产业继起式的推移趋势是不科学的。

　　3．加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服务化”及其带来的长期萧条与中国依靠第二次产业发展所形成的快速、稳定发展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更进一步强调了“后工业化”的严重危害和第二次产业主导经济的牵引作用。

　　可见，所谓“后工业化”并非一个已经超越了工业中心社会的新型产业社会。它的基本特征，即物质生产部门特别是第二次产业比重的大幅下降和第三次产业比重的不断上升和居高不下，只是工业中心社会内部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是工业技术在实现质变之前无力解决其与生产关系、社会物质精神需要之间矛盾的反映。这在本质上决定了服务部门的这种扩大是暂时的、有限的现象，它根本不会阻止或改变第二次产业发展的无限性。

　　基于上述认识，中日两国在选择政策手段以推进经济发展时应围绕第二次产业这一核心产业领域，致力于推动产业技术革命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误人“后工业社会”的歧途。

(来源：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作者：赵儒煜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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