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吉林频道１１月５日电 进入市场经济和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然而，中国作为后发展超大型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国内区域差异极大，在实现经济社会的加速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却充满着特殊困难与现实矛盾
。回顾历史，总结现实，我们在发展模式与发展思路上，由于种种原因却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极端化选择，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未能很好地根据本国具体国情与世界发展潮流做出合乎理性的战略决策，以至于在上一个世纪中叶推延了现代化的加速进程。特别是未能考虑到后发展大国现代化的特殊规律性，忽视了发展模式上的观实差异性，从而使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大国未能较早实现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以及各个区域的协调发展。
“东北现象”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后发展大国加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艰难曲折转型的典型缩影。观念的滞后、体制的障碍、产业的失调、资源的枯竭等等……一时之间成为人们评说“东北现象”无法绕过的话题。然而，对这一纷纷扰扰的现象，其背后隐藏着的实质与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制约东北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层根源究竟又是什么?由此而化解“东北现象”问题的新思维与新战略如何建构?这一系列追问实际上要寻求的正是对“东北现象”题的前提反思。我们的回答是：“一国多模”——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效辩证结合的明显体现出区域特色、发挥出区域优势的多样化的新发展模式。确立“一个国家，多种模式”的发展新思维，以此来有效克服与超越长期存在着的形而上学的极端化、单一化、绝对化、一刀切式的体制选择与政策主张。
一、东北“现象”问题的症结及表现
“东北现象”问题的症结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而表现出的“综合不适症”。这一症结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1、在经济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民本经济发育不足，造成了高度适应计划经济而又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成为制约东北经济社会转型的基础性障碍。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后我国照搬苏联模式，在东北建立起了中央直接控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五”计划期间，156项重大项目中的三分之一就布置在东北区域，使东北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工业基地，成为提供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发展模式的战略高地。这种计划经济的整体结构是靠政治动员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迅速建立起来的，全部为国有经济，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这种局面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诚然，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结构模式非常适合当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确为东北的发展乃至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也正是这种计划经济结构模式却成为通向市场经济道路的结构性障碍——昔日的优势却成了今天的负担，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2、在产业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依托资源型的重工业比重过大，第一产业原始粗放经营，未能深加工；第三产业份额太小，发展不足。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是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导的计划经济结构的框架下建立起来的，形成了所谓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其实，它并不是太“老”，而是太“重”——就是说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重工业比重太大，而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与服务业很不发达。造成的后果就是：一方面工矿资源型的企业非常密集，主要靠中央投资来增加效益，未能依靠科技、服务等的附加值来增强实力；另一方面使得企业的员工过于庞大，形成“企业办社会”的单位福利体制，使企业的社会负担极为沉重，未能走向依靠管理致胜和体制创新增进效益的道路。也就是说，实行的是一种“人海战术”，人均效益却十分低下。特别突出的是，这种状况使得今天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更为步履艰难——既要解决产业的升级换代重务，还要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难题。
3、在体制模式方面，主要表现为大一统的刚性结构太强，缺少灵活多样的弹性结构，致使东北在全国体制转换与创新中一直处于滞后的位置，这成为制约东北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上的瓶颈。东北区域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是典型的政府主导的行政全能体制，二者结合起来就是“政企不分”、“政社不分”——这正是造成今日东北区域官本位盛行、重官轻商、“大政府小社会”、“大单位准政府”的体制根源。这种体制模式是典型的政府动员型的计划经济模式与行政管理模式：一言堂的领导、指令性的控制、一刀切的贯彻，在东北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形成了大一统的刚性结构，严重束缚了东北根据本地情况自主多元化发展的手脚，与东南沿海那些在体制方面灵活多样的充满创新活力的区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体制束缚也正是一些人才在东北无法施展抱负却在东北之外的异地大有作为的深层原因。
4、在社会成本方面，主要表现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办社会”的问题比较突出，社会负担极大，效率与效益低下。由于前述三方面的原因，使得东北在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除了要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之外，还要背负更为沉重的社会负担，这都成为加速发展的社会成本。例如像一汽、鞍钢、吉化这样的大企业，退休的人员比在岗的人员花去了更多的开支，经济的收益大大地被抵消了。这还不包括“企业办社会”——从摇篮到坟墓、从生产到生活、从分配到消费、从单位到家庭，几乎无所不包，形成了西方人所说的“单位福利社会主义”。致使像一汽这样在全国排位前十名的大集团居然在效益与税收方面居然无法与长春市出租车行业相比。其中的问题显然是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办社会”的成本太高，超过了它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东北的振兴不仅仅要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更要考虑到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这就需要政府、企业与社会三方面在功能上的适度分开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5、在文化观念方面，主要表现为习惯于泛政治化思维，缺乏市场经济文化，“等、靠、要”的依赖意识强，而创业文化与创新精神不足。传统的计划经济使东北人绝对地服从上面的指令，形成了“等、靠、要”的思想和依赖性的人格，缺乏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独立自主性的人格。计划经济也使东北人形成了封闭保守和自我满足的心态，缺少开放进取与开拓创新的精神实现跨越式发展。总的来看，市场经济实质上是创业经济、开放经济和民本经济，而不再是守业经济、封闭经济和官本经济。东北的创业文化建设与创新精神培育必须要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洗礼中获得丰富坚实的时代内涵。一是从整体上不适应市场经济转变到能够成功地驾驭市场经济，使人们从依赖性的服从人格转变到独立性的主人人格，从空想主义的务虚态度转变至慨实主义的务实态度，从封闭性的保守态度转变到开拓性的创新态度；二是从前市场经济阶段的单一化思维方式转变到市场经济社会所要求的多样化复合型思维方式，从农业社会的自然思维方式转变到工业社会的创新思维方式，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整齐划一思维方式转变到当前时代要求的自主选择的思维方式。
二、东北“现象”问题的实质与根源
统观上述表现，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的“东北现象”问题的实质是：政府主导选择的单一化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导选择的多样化特色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加速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综合不适症”。它不是一个“问题”，而是“问题的集合体”，因此用极端化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不可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必须要用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的辩证思维方式。原有的解决“东北现象”问题的方案：均未能奏效的根本原因正在?未能抓住此问题的症结，沿袭了传统的思维套路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这一“综合不适症”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政治动员型的现代化与市场自发型的现代化的脱节。任何成功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加速转型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民间参与，二者只有良性互动，才能保证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完成。而东北区域的现代化转型只注重了前者，而未注重后者，未能使上下有机结合起来，致使它非常适合政府主导下所建立的计划体制，而很难适应民间自发生成的市场经济模式：加之这种转型是在短暂的而非长期有效准备的、来自上面的单方意愿而非民众心理认同的方式来突破的，这就使得“东北现象”问题更具有矛盾性、复杂性、急剧性的症候，解决起来尤为棘手。
(2)计划体制下的优势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中的障碍。应当说东北区域曾经最大的优势恰恰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建立起来的政府主导型的优势，如果经济体制不发生根本变革的话，它仍然会是全国的“龙头老大”。可是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行体制的转换与创新。这样一来，原来的优势不但荡然无存，反而又增加了体制变革的成本。正如“尾大难掉头”，“东北老大”如今却变成全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体制游戏规则不同，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官方化经营，使市场经济的自主性经营难以在短期内自行发育生成。这就需要在转化上大做文章：不能简单遵循东南沿海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而是要尊重东北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将计划的长处与市场的优势进行综合的创新，找到真正适应东北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独特路径。
(3)依托资源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断裂。东北的增长模式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国家投资进行资源开发与加工。经过半个世纪的开发，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央给东北的投资比例逐渐减小，这种依托资源的投资拉动效应日趋丧失，而接续产业未能及时衔接，造成了增长优势的断裂。当今的最新发展战略是注重人口、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按照这种可持续发展观，就需要东北区域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从注重产值规模向注重质量效益转型；从依靠投资拉动向依托产业升级转型；从注重物质资本向开发人力资本转型；从传统的重工业经济模式向新兴的生态经济模式转型；从传统的工业化向信息化带动的新型工业化转型。
对“东北现象”问题症结的诊断与实质的把握，使我们可以进一步理清该问题形成的深层根源：西方早发内源性的现代化是一个依靠市民社会与市场力量自然而然渐进式的变迁，政府的主导力量相对退居次要地位，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以个“自然历史进程”；而非西方后发外源性的现代化则是一个依靠政治动员与政党推动自上而下的突变式的转型，它实质上是一个“人为历史进程”。这样一来使中国这个后发展大国出现了传统向现代化转型中的断裂，容易导致照搬西方化或苏联化的模式；同时在中国国内忽视了各区域之间的现实差异与历史传统，也容易模仿既定的大一统模式。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国内的各个区域都选择
的是“一国一模”，未能采取立足本国国情和区域特色的“一国多模”。东北区域在建国后根据国家的意志采取了典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在改革开放后又根据世界的情势照搬了一般化的普遍性的放任自流的市场模式。前后两种选择都遵循了同样的单一化的绝对化的“一国一模”的思维路数，缺乏从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以确立本地特色的创新思维，致使积重难返，老问题又叠加新问题，旧优势变成新障碍——这就是“东北现象”问题由来的深层根源。
三、解决“东北现象”问题的旧模式与新思维
“东北现象”问题自形成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经济界、学术界都曾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从中央到东北地方也都采取过战略上的决策与具体方面的对策，但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走出传统的思维误区与旧有的发展模式，这些误区与旧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东北现象”问题主要形成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８０年代，由于东北区域的资源相对丰富、老工业基地的人才科技优势相对雄厚，国家对东北大中型企业的投资与扶持仍有保障，传统计划体制的优势还未走到尽头，使东北在80年代这样一个体制大松动与大转轨的绝好时期未能进行有效的调整，而是躺在原有的国家保护伞下吃老本，满足于既得利益，没有及时向南方那样进行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没有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与冒险。结果是能吃的老本越来越少，而要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人们还是按照计划体制的思路与惯习来被动地应付来自改革的冲击，造成了在体制与创新方面的“欠帐”，而这一“欠帐”在90年代就开始“变本加利”，更难以还清。总之一句话，东北区域是沿用旧的计划体制模式来对待市场化改革，使本来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丧失了空前大好的战略机遇。
第二，由于受计划体制的深重影响，无论是东北的官员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养成了过分依赖中央，绝对依从上面的消极保守心态。不是主动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地实际的市场化转型模式，总是迷恋于从前的优势地位，总想依靠党和政府来包办自己的事务，即使面临困境的时候，仍然在内心等待来自上面的恩惠。这种“等、靠、要”的思想不仅使当地官方仰仗中央，而且也使工人农民这些基层百姓总是幻想政府肯定会关照他们，从而未能做好体制转换与改革的心理准备。等到90年代初市场化浪潮迅涌扑来之际，除了极少数人下海经商另谋生路之外，绝大多数仍躺在原有的温床上苟延残喘，即使下岗后还在等待国家体制内的保障，而不肯放下架子去发展个体工商业和服务行业。这就使得东北的经济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而缺少个体经济、集体经济等民本经济的支撑，导致经济成份的单一化。东北呈现出国营经济繁荣的虚假现象，出现了—种“国富而民穷”——上缴国家利 税不少而自己财政却极为困难，应当使东北的振兴建立在民有、民富与民享的基础上。进一步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农副产品公司只给国家宏观经济上做出了贡献，没有与东北的地方经济有效的衔接；包括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只是为国家服务，而未能将自身的科教资源转化为本地区域经济的优势。归结起来，东北各界过份依赖中央，本地的财政过份依赖于国有企业，没有立足于当地人民群众的自主创造和地方企业的资本积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恰恰背道而弛。
第三，在中国区域发展的整体战略上，一开始中央确定了梯度开发、沿海优先的战略，在资金扶持与政策优惠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扶持，造就了以特区为代表的东南沿海的崛起，在当时的确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东北区域的发展错过了改革开放的这第一次机遇；之后中央的战略重点开始西移，西部大开发成为中央财政转移与投资招商的重点领域，这当然也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但是东北区域又错过了第二次区域大发展的良机。既享受不上东南沿海的优惠政策，又未能搭上西部开发的便车，以至于被调侃为“不是东西”。我们检讨反思一下中央对东北的政策安排以及东北自身具体贯彻落实政策的机制两方面都存在着问题。从中央对东北的政策安排上来看，建国以来把东北作为计划经济的领头羊，形成了一整套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直接干预地方经济社会的管理方式。然而到市场化的转型过程中，却没有在东北率先进行体制与政策上的调整，没有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用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特别是没有将东北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地，而是将适用于东南沿海的发展模式“推荐”给东北进行落实，从宏观上堵塞了东北区域体制创新的通道，让其按照市场自发的调节力量来缓慢地进行转型；从东北的政策实施机制上来看，表现为简单地听从中央的安排，未能创造性地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台具体的政策，习惯于用大一统的模式来贯彻上面的指令，加上这种贯彻受到计划体制惯习的扭曲和变异，致使中央的战略决策难以产生应有的效应；同时解决“东北现象”问题应当既要考虑到它作为一个区域的统一性，更要考虑到它内部的差异性。黑吉辽三省有着不同的区位特点与资源优势，一二三产业具有很不相同的发展思路，绝不能像人们习惯的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案来加以处理，以往的失误主要在于这种全盘性的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具有简单化的只顾及长官意志而忽视现实需要的致命性的硬伤。上述问题的症结正如前面所分析到的仍然是遵循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的“一国一模”的固定模式。
由此我们提出了化解“东北现象”问题的新思维，绝不是“一国一模”的旧有套路，而是充满着辩证智慧的“一国多模”的新型思维，这种新思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破除在体制选择和政策主张上的“宁要…不要…”的二元对立思维，确立起“既要…又要…”的多元复合思维。这种新思维不再是固守“宁—不”模式，如要破除：宁要—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不要公私两利的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宁要“大而全”、“小而全”的产
业布局格式，不要“小商品大市场”、“小规模高效益”的产业布局；要“政企不分”、“企
业办社会”的“单位福利社会主义”，不要政府、企业、社会各自职能合理划分的社会结构……一话就是要破除“宁要整齐划一的统一模式，不要差异互补的多元模式”。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要实行计划经济就只能是单一的计划模式，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只能单一的市场模式，而不是将二者达到有机的整合与辩证的统一。
第二，破除在体制选择和政策主张上的单向度的求同思维，确立起多向度的差异思维。如在国有经济与社会事业单位的组织模式与效益问题上要树立起“越大并非越好”的观念，在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问题上要树立起“越纯并非越精”的观念，在产业政策与经营模式问题上要树立起“越全并非越强”的观念。这种“越…越…”单向度思维在化解“东北现象”问题上只具有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色彩，无法使理论预设与实际情势、主观愿望与客观规律达到现实的具体的统一。克服求同思维选择
差异思维，就可以使东北的振兴有了更为崭新的思维视阔和更为行之有效的操作平台。
第三，破除在体制选择和政策主张上的依赖性的被动的保守思维，确立起开拓性的主动
的创新思维。东北人应当在市场化的洗礼中和全球化的挑战中转变思维观念：从计划经济根深蒂固的服从意识中走出来转向具有开拓冒险品格的独立精神；从习惯于向上看的官本立场转向善于向下看的民本意识；从只依靠外在的驱动力来调动积极性向依靠内在的驱动力来
激发创造性；从安分守己、自满自足的守业心态转向勇于探索、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东北现象”问题正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大国加速实观现代化转型的特定时期产生的问题，它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体制的创新最终得到有效地化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实践中，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与珠江模式等东南沿海区域经济的崛起，正好印证了坚持走发挥区域特色的多元化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东北发展的滞后也正是未能将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的优势与新形势下市场配置的优势辩证统一起来，缺乏如东南沿海那种立足自身优势创造出鲜明地域特色的多元化市场经济模式。因此，本文所着力阐发的破除“一国一模”、确立“一国多模”的发展新思维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性思考。我们坚信：只要找到了切实体现东北区域特色的“一国多模”的发展新思维及其可行路径，就必将为东北的振兴奠定充满希望的坚实基础。（来源：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 作者：漆思 刘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