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理论与对策分析

新华网吉林频道 （ 2003-11-10 ）

　　一、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理论分析

　　(一)垄断优势理论与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海默与他的导师金德尔•伯格一起创立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理论。他们从不完全竞争的条件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是企业拥有垄断优势,垄断优势主要 来源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和规模经济的优势等。

　　1.东北亚各国产品市场不完全优势分析。产品市场不完全优势大体上表现为产品的价格优势和非价格优势。在东北亚各国中,日本、韩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俄罗斯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具有相对价格优势。但是,在国际市场上,产品的非价格竞争程度比价格竞争更为激烈。非价格竞争即指不是通过降低价格,而是通过增加产品其他特征的优势进行竞争的方式,主要包括产品的特异性能、商标、特定的营销技术等。能够体现这些非价格优势的产品主要有领先产品、差别产品和种族产品,前2类商品是以高水平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技术能力为前提条件的,一般来说,日韩两国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种族产品的优势在于民族特色,东北亚区域包括多个民族,这种产品的优势在各个国家中的分布相对来说较为平均。

　　2.东北亚各国要素市场不完全优势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要素市场的不完全优势,主要体现在投资国拥有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及信息优势。在这些优势中,核心的部分表现为技术和知识等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以图纸、知识、标识等形态存在,如专利权、商标权、生产秘诀、技术创新能力、管理组织技能等。从东北亚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中国、朝鲜有劳动力资源优势,俄罗斯和蒙古有自然资源优势,但是,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要素”(资本、技术、管理等)优势,大多集中在日韩两国。

　　3.东北亚各国规模经济优势分析。规模经济是企业经营规模的大小恰到好处,使平均成本最低。在1998年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中日本占有17家,平均资产总额532.4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排名中韩国有6家,平均资产总额169.4亿美元;中国大陆有5家,平均资产总额47.84亿美元。1998年按国外资产排序,俄罗斯最大的3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资产总额为28.6亿美元。以上数字只表达出了各国企业规模的差异,而并未明确体现出规模经济优势的分布状况。一般来说,企业规模与规模经济优势是有密切联系的,在国外创办分支企业并进行生产经营时,规模大的企业有着融资、专业技术和营销方面的优势。所以,东北亚各国企业规模的差异近似地反映了规模经济优势的分布状况,总地来说,日本作为该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优势,韩国次之,中国与俄罗斯规模经济优势有限,朝鲜和蒙古则具有明显的劣势。

　　(二)内部化理论与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内部化理论是英国里丁大学巴克莱和卡森共同提出的。主要内容是公司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克服外部市场的某些失效,以及由于某些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垄断势力的存在,导致企业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本来在外部市场进行的交易转变为在所属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化市场。

　　1.东北亚各国外部市场交易机制分析。东北亚各国普遍存在着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强力干预的共性。在后发展国家中由于“市场不发育或残缺”,由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法律等手段,替代一部分尚不发育的、残缺的或运行“失效”的市场机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政府替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大小还要看“政府质量”如何,“低质量的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效果,如市场条块分割、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等。目前,在东北亚地区除了日韩两国政府质量相对较高外,其余国家政府的质量让人担忧,这些国家的市场交易机制在“低质量的政府”的强力干预下被严重扭曲。造成外部市场交易成本高,存在着促进跨国公司加强在该区域内部交易的动力和压力。

　　2.东北亚各国增强企业内部交易条件分析。实践证明,跨国并购是增强跨国公司内部化交易的最有效的手段,如当买卖双方交易成本过高而难以成交时,双方中的一方可通过兼并另一方,使交易在企业内部进行;当市场存在交易条件不稳定而导致公司经营活动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相互参股或兼并,建立较稳定的长期供需关系,从而使经营活动获得一定保障。

　　日本对跨国并购的态度发生变化,致使从1997年以来,其跨国并购出售的增长每年都要比购买快得多,1999年成为世界第9大并购目标国家。韩国在1998年以前没有发生过外国公司收购当地企业多数股份的情况,但在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时,除了一些敏感行业以外,其它所有行业都对并购开放了,1999年外国企业在该国的收购超过90亿美元,使之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吸收以并购为基础的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日本和韩国的跨国并购市场开放程度虽然很高,但是由于域内其他国家缺少资本和技术优势,对日韩的企业很少能够实施跨国并购。日韩两国具有资本和技术等优势,可以对中国、俄罗斯、朝鲜和蒙古的企业实施跨国并购,但是这些国家又对跨国并购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控制。这就导致了跨国并购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方式在东北亚区域内发展极其缓慢。

　　(三)区位理论与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

　　1.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层次性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提出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以产品生命周期作为横坐标,将垄断优势(主要指技术优势)与区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动态分析。认为从投资国角度看,垄断优势是领先的技术,这些领先的技术首先为最发达的国家所掌握,而后为其他发达国家所掌握,最后当它们不再“领先”时,为发展中国家所掌握。从接受国角度看,区位优势是劳动力成本,其必要条件是能够掌握技术生产这种产品,当然市场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东北亚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状况呈梯度水平分布,大体可划分为3个层次,处于最高层次的是日本,它是域内唯一的发达国家,韩国处于中间层次,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俄、朝、蒙4国经济发展水平最低,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有少量技术密集型产业居世界领先水平。这为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中的实际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2.区位因素理论与东北亚各国政策美国学者约翰逊根据国际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差别原理解释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国家区位特征,提出区位因素理论。他认为以下条件是决定国际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国家禀赋、市场容量、贸易壁垒、政府政策等。这一理论从国家作为影响投资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较好地说明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区位选择的投资原因。东北亚各国在生产要素分布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如日本、韩国的资本、技术,俄罗斯、蒙古的自然资源,中国、朝鲜的劳动力资源等,我们可以把各国在要素禀赋的优势称为“自然区位优势”。从政府政策上看,日韩两国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政策有所变动,其他4国都不同程度地处于转轨时期,成功与失败并存,体制转轨使得国内局面有时不稳定,尤其是政府的政策缺乏透明性和稳定性。再加上各国政府对本国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地区不太重视(如俄罗斯对远东地区、韩国对西海岸地区、日本对“里日本”地区等),对于区域内投资合作的政策支持相应地也很少。国家政府政策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大大削弱了这种优势。

　　二、东北亚区域内投资合作的现状与特点

　　(一)现状

　　1.日本向东北亚区域内直接投资的现状。日本在东北亚区域内的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了中国和韩国。据统计,1984—1998年,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有了快速发展,实际投资金额由1984年的2.2亿美元扩大到1998年的31.6亿美元,年增长速度达到20.8%,超过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15年来,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协议项目数和协议金额累计达到1.75万个和315.7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为212.6亿美元。2000年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改变了连续几年下降的趋势,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投资1602项,比上年增长41.0%,扭转了连续6年的下降局面,合同外资36亿美元,增长44.9%,是时隔5年来第1次增长,实际使用外资32.5亿美元,为4年来第1次增长,增幅达8.1%,按国别统计仅次于美国居第2位。日本对东北三省的直接投资大多集中在辽宁省,1997年日本占辽宁省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的26.2%,而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这一比例分别仅为6%和5%。
20世纪70年代日本对韩国的直接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对韩投资)猛增,致使其所占比重升至50%以上,取代美国而居主导地位。1962—1988年期间,外国人对韩直接投资总计为41.5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0.8%,为21.12亿美元,居第1位。从总体上看,日本是最大的投资者,美国次之,两国合计约占80%。日本贸易振兴会(ＪＥＴＲＯ)白书(2001和2002年)资料表明,1997年度日本向韩国直接投资额为4.42亿美元,1998年度为3.03亿美元,1999年度为9.8亿美元,2000年度达到8.13亿美元,2001年度上半期为3.55亿美元。日本对东北亚区域内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相对较小。截止1999年4月,日本对俄罗斯投资的总额约达3.36亿美元,占俄利用外资总额的1.3%,日本在俄罗斯的投资国中名列第9位,而直接投资仅为1.413亿美元,居第13位。日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资状况更让人担忧,与同时期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投资活动的比较分析表明,近26年日本对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6161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投资占42.1%,中国和香港占5.7%,韩国占1%,对俄远东投资只占0.025%,这明显地表现出日本对俄远东地区的投资积极性不高。1984—1993年日本向该国直接投资项目共144个,援助色彩很浓的在日朝鲜人企业的投资占其中的133个。目前,日本向朝鲜的直接投资中,在日朝鲜人企业占80%,日本企业由于朝鲜债务积压问题以及两国尚未建交等原因对向朝鲜投资持消极态度。

　　2.韩国向东北亚区域内直接投资的现状。韩国对东北亚区域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截至1998年末,韩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项目累计为1.1177万项,合同金额为148.4亿美元,实际使用额为72.9亿美元。1997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韩国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2%、1.3%和1.5%。目前,韩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规模很小,不到在华外商投资总额的0.6%,单项投资规模也较小,平均每项为74万美元,仅相当于在华外商平均单项投资的42.3%,其中75%的项目投资不超过100万美元,5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占到一半左右,2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项目不到40项,仅占其在华投资项目的2%。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有所扩大。1994年4月,韩国政府认可的投资件数为46件,投资额为4100万美元,其中有28件,2400万美元已经实施。韩国的直接投资大多集中在远东地区,韩国的一些大企业如现代、三星、大宇等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民间经济合作十分活跃。2001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对韩国进行了访问,这次出访的中心议题是扩大双边经济合作。
在韩国对北方实行开放政策、南北贸易有了长足发展之后,韩国企业对北方的投资也活跃起来。1995年有6个企业,1996年有4个企业,1997年16个企业,共27个企业获准可以到北方进行投资,其中有6个已经着手进行合作的事业,其余企业的投资正在协商之中。这些企业的投资规模小的只有15～90万美元,中等的有300～500万美元,大的有600～900万美元。

　　3.东北亚区域内其他国家相互直接投资的现状。除了日韩之外,东北亚区域内其他国家之间只有规模很小的、零星的相互直接投资。截至1998年底,俄罗斯在华企业约有900家,实际投入约1.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东和天津等省市。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起步较晚,截至1998年底,中国在俄的中资企业约1300家,总投资规模为1亿美元左右。其中大部分为中小企业,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及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另外,蒙古和朝鲜对中国也有少量的直接投资,蒙古对中国的直接投资1996—1999年累计934万美元。1996年朝鲜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1182万美元,1997年为1185万美元,1998年为510万美元,1999年为368万美元。

　　此外,从1990—1998年对蒙古直接投资的国别分布来看,东北亚各国占有绝对比重,其中中国占25%、日本占13%、俄罗斯占9%、韩国占7%,这几个国家占蒙古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

　　(二)特点

　　1.东北亚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多属于双边的经济合作,并且投资分布不均衡。目前,东北亚各国尚未就在区域内实现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达成协议。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多属于双边的经济合作。近年来,日本对东北亚区域投资迅速增加,但是其规模与日本作为资本大国的地位及东北亚区域对投资的需求量相去甚远。韩国对东北亚区域合作一直持很高的热情,但其对东北亚地区的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例也不很高。其余各国间相互投资更为弱小。东北亚区域内投资不仅规模小,而且分布不均衡,中国成为东北亚各国投资的理想对象,日韩对东北亚的投资大部分集中于中国,而对俄、朝、蒙等国的投资相对少得多。

　　2.东北亚区域内直接投资呈单向流动态势。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基本形式是将日本、韩国的资本和技术,俄罗斯、蒙古的自然资源,中国、朝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三者结合,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达到分工的最大效益。从要素的性质来看,资本和技术是空间流动性最强的要素,而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流动成本较高,流动性较差,通常是被动地与资本和技术相结合。日本和韩国是东北亚区域的两个资本和技术大国,其生产能力与其国内消化能力相比有很大的剩余。东北亚经济开发与合作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投资需求市场,这为日、韩发挥其资本和技术优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场所。所以,东北亚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是从日、韩流向中、俄、朝、蒙,而反向投资则几乎没有。

　　三、加强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的对策

　　如果说,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是以贸易合作为先导,那么投资合作应该是东北亚经济合作向深层次发展的“助推器”。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进展缓慢是限制该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想把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向深层次推进,域内各国必须加强投资合作。

　　(一)各国(中国主要指东北三省,俄罗斯主要指远东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应立足于东北亚区域内部合作，东北亚经济合作是生产要素互补型和产业结构互补型的经济合作。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状况的梯度结构和垄断优势分布状况,决定了在东北亚区域目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分工体系以垂直型为主,投资流向以单向流动为主,但在该区域水平型经济合作也有所发展。目前,东北亚区域的发展中国家要正确认识区域内国际分工和投资合作的形势,既不要像附属国对待宗主国那样对日韩的投资产生疑惧和抵制心理,也不能过分地依赖和信任,要学习和借鉴“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各国的经验和教训,相信后发展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技术转让和商品交易三位一体的经济交流获取“后发性”利益,加速本国产业结构更新,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后实现由产业间垂直型国际分工为主过渡到产业内水平国际分工为主的阶段。

　　(二)各国强化政策的稳定性与透明性,为加强区域投资合作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建立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只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区位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只有3个优势都存在,对外直接投资才会发生,缺乏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将导致跨国企业直接投资策略的改变。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说明,在东北亚地区,所有权优势非常明显,跨国企业加强其内部化交易的压力和动力也存在,要素互补性和产业结构互补性决定了区位优势也很明显。但是,为什么在该区域内的投资合作进展如此缓慢呢?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因素阻碍着这些优势的发挥,在这些因素中政府政策占有重要地位。如,日本政府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封锁”政策,致使日本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不能完全发挥出来;一些国家对跨国并购实行严格限制的政策,致使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不能完全、有效地实施。

　　在这里重点要提到的是由于各国政策的多变性和不透明性,使各国建立在要素和产业结构互补性基础上的“自然区位优势”大打折扣,致使本来可以在域内进行直接投资的项目而改为贸易交易或转向域外投资。目前,东北亚各国都在不同程度地经历着变革。日本虽然是该地区经济体制最为完善的国家,但是为了急于摆脱长期萧条状况,国内也在进行着改革,其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性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韩国金融危机的创伤还未完全愈合,经济还处于调整时期,一些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俄、蒙3国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各种政策、制度很不完善。朝鲜还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国家。我们不能期望各国经济政策与制度完全等同划一,但是,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下,各国一定要加强其政策的稳定性与透明性。

　　(三)各国应在巩固和改善双边关系、实行双边投资合作的基础上,寻求多边投资合作的突破点。东北亚各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了目前东北亚经济合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而具有十分明显的以东北亚有关国家之间的双边经济合作为主的特征。双边经济关系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在世纪之初,我们惊喜地发现,东北亚各国的双边关系有了实质性的发展。一方面原有的良好双边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如,中俄的面向21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韩俄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日韩的面向21世纪经济伙伴关系等。另一方面敌视或冷却的双边关系也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如,朝韩首脑会晤;俄朝关系升温;日朝、美朝重开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等。在着力巩固和改善双边关系的同时,要积极寻求多边投资合作的突破点。多边投资合作的突破点应该定位于次区域合作,所谓次区域合作是相对于东北亚整个区域而言,即在该区域内相邻或相近的数国开展小范围经济合作。目前,在东北亚的次区域合作中有两个最佳突破点。

　　第一个突破点是图们江地区开发。图们江地区开发计划是多国间合作开发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接壤的图们江流域的一个设想。在图们江地区的域内投资合作已取得了一定成绩。1995—1998年在中、俄、朝3国的延吉、罗津、符拉迪沃斯托克、珲春先后5次举办图们江地区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每次洽谈会都在相互投资、贸易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2000年7月底,在中国珲春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100多家,实际利用外资1.1亿美元。其中,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招商引资成果尤其显著,引进并开工的工业项目31个,实际利用外资约8000万美元。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引进外资约6亿美元,纳霍德卡自由经济区建立合资企业300多家。朝鲜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引进外资1.5亿美元,建立外资企业70余家。图们江地区开发是东北亚6国都感兴趣的唯一项目,并且也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和涉关国家政府的重视,在新世纪最有可能成为东北亚地区次区域合作成功的范例,进而决定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走向。

　　第二个突破点是中、日、韩经济合作体。在投资合作上,日韩是东北亚地区最大的资本、技术输出国,中国是该地区最大的资本、技术吸收国。所以,要实现东北亚区域投资合作的突破,应该而且必须加强中、日、韩3个主权国家的全方位经济合作,组建以贸易和投资为纽带的中、日、韩经济合作体。

　　目前,关于创建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主张,不仅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而且也得到了官方的响应。创建中、日、韩经济合作体还存在着一些障碍。如:3国的社会制度和体制不同;3国之间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等等。目前这些障碍有的发生了转变,有的已被暂时搁置,现在中、日、韩3国都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和转折关头,都有相互加强经贸和技术合作的强烈愿望,这正是中、日、韩3国商谈和建设经济合作体的最好时机。（来源：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作者：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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