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位处东北边疆，人口稀少，开发较晚，文化比较落后。清前期由于北部城镇的兴起，内地流民的不断涌入，特别是文化流人的北上，不仅促进东北与内地文化的交流，更推动了中原地区文化在吉林地区的传播，逐步改变了本地图腾崇拜、渔猎与游牧文化的原始蒙昧状态。宁古塔、吉林乌拉成为可与盛京并列的文化教育中心。此时，诗歌创作较为繁荣，乾隆至道光年间，吉林出现了沈承瑞和他的乡土诗歌。而笔记与方志的著述亦十分兴盛，官学与私塾不断向北发展。这一切构成了清前中期文化教育的主要特点。
清代后期，由于近代科学、文明思潮的推动，使吉林文化教育处于一个由旧到新，由封闭到开放的过渡转型时期。此时，科举衰落，新式学堂兴起，并伴有赴日本、美国等国留学的热潮。一些极富爱国心的文化人，目睹列强对东北吉林边疆的侵扰，纷纷著述，在前期方志修纂的基础上，开展了边疆史研究，形成吉林边疆学派。同时也出现了反侵略、保国土的一批边塞诗人，以程多禄为代表的吉林三杰是突出典型，与此同时，吉林各地也出现了一些诗人，如永吉的沙韫珲，德惠的王云台，，九台的叶翰卿，榆树的于慕忱、于谦叔兄弟等等，都有诗歌专著面世。
一、文化
清代前期对吉林文化发展贡献最大者当属文化流人。他们本为中原地区的官吏或士子，因犯科涉案被流逐到吉林以后，由于其原有的社会地位与文化特长，受到当局与百姓的一定礼遇与尊重，甚至有的被聘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几乎关内所有的流犯都发往宁古塔，以后又逐渐扩展遣发吉林乌拉、伯都讷、三姓、打牲乌拉、阿勒楚喀、拉林及珲春等地。宁古塔的文化流人吴兆骞、张缙彦成为吉林地区文化活动的骨干。吴兆骞出生江苏吴江的诗书世家，因南闱科场案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被判流徙于宁古塔，即被宁古塔将军聘为“书记”并“兼课其子”，常与同案的著名文化流人方拱乾父子“商榷国史，吟诗作词”。以吴兆骞为中心，经张缙彦倡议，联合姚琢之、钱威、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等共7人结成诗社，时称“七子之会”。他们彼此唱和，诗作不少。吴兆骞集其所作之诗有300余篇，名《秋笳集》，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刊印。该诗集充分反映了诗人谪居宁古塔二十三年的所见所感，反映出穷愁苦闷的被逐情怀、壮美冰寒的塞上风光、奇彩纷呈的民族特色以及边疆军民抗俄的滚滚烽烟。吴兆骞的诗意境阔大，感情深沉，格调凄怆，独具特色，无可争议的成为清初东北诗坛的领袖人物，与辽东的诗僧函可并驾齐驱。与吴兆骞同时活跃于诗坛的还有方拱乾及其子方孝标、方亨咸和张贲、祁班孙等人，他们的联袂出现使宁古塔成为当时北派诗坛的中心。
继关内文化流人在清初撒播的诗歌种子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涵养发育，于嘉庆、道光年间，在东北崛起一批本地的乡土诗人，主要代表人物有奉天的缪公恩、吉林的沈承瑞。沈承瑞为吉林汉军旗人，其诗作有很浓的田园风格，结集成《茄园诗钞》，后经删编又易名《香余诗钞》流刊后世，显示了“清微淡远，一本性灵”的特点。不过吴兆骞所创的忧国忧民的边塞诗风传统仍有后继，如吉林叶赫（今四平附近）满族诗人海钟的《赫哲烈妇歌》就是代表，该诗热情颂赞了两赫哲女子不甘凌辱，奋然反抗沙俄侵略军的英烈行为。以后，吴大、胡传（胡适之父）在为官理政之余，也均有以史为鉴，忧国哀民之诗作面世，成为边塞诗的余绪。
诗坛的繁荣在清末时依旧。东北诗人也有结社习惯，吉林较有名的是“松江修暇社”和“雪蕉诗社”，形成了著名的“文人集团”，吉林三杰成为东北文人之首，是光耀吉林文坛的泰斗。
三杰中以成多禄为翘楚。他祖居山西，后迁北京，清初由北京迁乌拉，最后定居九台其塔木，属汉军正黄旗，道光乙酉科拔贡，曾任绥化知府，著有《澹堪诗草》二卷。其次为宋小濂，吉林市人，其毕生主要精力用于黑龙江及呼伦贝尔的开拓上，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诗文集较多，主要有《北徼纪游》及《边声》、《东道集》等。徐鼐霖也是三杰之一，吉林永吉人，曾出任过吉林省长。其诗文亦颇多，并结成文集《憩园诗草》刊行。
此外，清代皇帝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东巡均到过吉林，写下不少赞美吉林山河物产及民俗的“御制诗”，不仅在官宦中流传，通过史志亦在民间广为流传，也丰富了当时吉林的诗坛。
清前期，一些文人还以散文记述其所见所闻及边疆乡土风情，故在诗歌繁荣的同时，“笔记”文学也十分风行。其主要代表作有方拱乾的《绝域纪略》，内分流传（沿革）、天时、土地、宫室、树畜、（五谷杂粮、土特产、动植物）、风俗、饮食等，其所记均为作者亲身见闻，十分真实可信，成为研究黑龙江及吉林历史的宝贵资料。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凡其耳闻目睹的山川名胜及物产、风俗和逸闻佳话等莫不一一加以记述。吴兆骞之子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内容十分丰富，他依据少年时随父在宁古塔的见闻而写成，类分有山川、疆里、气候、草木、鸟兽、被服、饮食、渔猎、民族语言、交通驿站、民族关系、土著“流人”生活、礼俗、兵制、官庄等无所不包，尤对满语多有记述，是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参考书。杨宾的《柳边纪略》，杨因父获罪放流于宁古塔，他前去探父后又奔丧，将耳目之间见笔述成该地理历史之作。对宁古塔将军所辖之宁古塔、瑷珲等柳边内外的形势、山川、官制、兵额、城堡、驿站、部落、寺庙、贡赋、民情风俗等多有珍贵的记述。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录》，是他作为翰林院侍讲伴随康熙东巡，观兵于松花江上，归后才以日记体写成此书，全书以时间顺序为经，考记处所为纬，以历史内容为中心，对所过之山川、郡县、兀塞、要害之地，抚今追昔，探本求源，详略不同，予以载述。这些笔记著述，不仅于吉林史地研究上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有利于渲染儒雅风气，对振兴吉林文风十分有益。
清代中后期，官方十分重视史志，一再督修，于是在笔记散文著述的基础上，方志写作大兴。其中官修的《吉林志书》，约成书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系手抄本，是吉林将军署应国史馆征地方事迹而采编的。为吉林最早的一部地方总志，全书约11 430余字，记事截止于嘉庆十六年。《吉林志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按国史馆要求，逐项编列有关史实与有关资料，其中包括长春、伯都讷、吉林乌拉等各城的设置、沿革、疆界、居民、田赋以及堤堰、桥梁、关隘、卡伦、寺庙、人口、耕地、学校和名宦、儒林、文苑、烈女等诸多情况。第二大部分，具体补充了吉林地方的其它情况，如贡物、驿站、兵器装备、屯田以及驻军首领和地方官吏名录等。该志书体系虽不完备，但却按方志编纂所需，编选了有关的资料，为此后志书的纂写打下了基础。
1887年，正式修编的《吉林通志》，长达122卷，附图一册。1891年刊印。由长顺、讷钦修、李桂林、顾云主纂，共有58人参与修志。该书可为东北地方志的巨著，被认为在志体写法上有所创新的杰作。它立有“大事志’”补过去通志不能纲举目张之遗阙，又总括疆域、山川为“舆地志”，化零为整，便于寻检；它广搜文献对汉、唐以前从略，渤海以下周详；在地理考证上辩正务真，精确有据。
在私家笔记与官修志书的基础上，晚清时期东北史学研究由是得以兴起，开创了被后人称颂的东北边疆学派。其中成绩卓著者首推曹廷杰，他是湖北枝江人，光绪九年（1883年）来吉林，在珲春靖边军后路，办理边务文案，曾奉命在黑龙江中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以后，又任吉林边务文案总理、吉林知府、吉林劝业道道员等职。所著《东北边防辑要》一书，乃为东北地方军事简史，并具体论证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他又将边界实地调查写成《西伯利亚东偏纪要》，略述边境地带山河道路、村屯市镇、民族部落、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及军事部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曹廷杰的又一部著作《东三省舆地图说》更是史地研究的佳作，书中既有历史考证，又有地理考订和形势判断，可谓征文考献，荟萃群书。
其他人的著作也颇有史学价值。
较早的是世居吉林的满人萨英额，受吉林将军嘱托，多方搜罗，广引群籍著成《吉林外纪》（又名《吉林统志》），于道光七年（1827年）成书。内容有御制诗歌、疆域形胜、山川城池、建制沿革、船舰桥梁、职官兵额、仓储事宜、学校教习、儒林文苑、物产时令、风俗贞节、公署祠祀、杂记古迹等等，俨然一百科大全。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很多文人的著述多涉及边疆界定、对外交涉和吉林人民抵御外敌侵略的内容。其代表性著述有光绪年间李金镛的《珲读偶存》。李金镛于光绪七年（1881年）奉命来吉林供职，办理吉林东部招垦事宜，勘察中俄图们江口界地，该书系作者办理中俄界务关贸等交涉事宜后，依据谈判情况、辩论记录和照会等15件公文编著而成，是研究中俄边界的重要资料书。吴大的《皇华纪程》也是代表作之一，该书是作者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奉命会勘珲春东部中俄边界的经历、见闻、感受以及勘界双方的主张、辩论及达成协议的真实记录，为研究清代外交史的重要资料。吴大的幕僚胡传曾不畏劳苦，千里跋涉，走访边境，视察要塞，访问故旧老兵，写成《东三省海防记》，书中记叙了东北的山川、河流、地理形势，恰如一本文字地图集。宋小濂有关这方面的著述也不少。如《北徼纪游》详述由齐齐哈尔经墨尔根赴漠河的沿途闻见及李金镛创办漠河金矿的始末，还记述了中俄有关江东六十四屯交涉的情况，史料价值颇高。他的《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内分国界、河流、山脉、地质、气候、物产、部落、卡伦、治所、交通、税务、兵防、俄屯等内容，为边疆地区的地理及历史研究留下重要记载。此外还有相类的《巡阅东省铁路纪略》、《抚东政略》、《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呼伦贝尔纪事》等著述。吴禄贞的《延吉边务报告》更是对日交涉的有力武器。吴禄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奉命从吉林出发，跋山涉水，沿途实地考察，又综合史书档案，写成这长达十万字的报告书，详细论证了延吉地区的历史情况，详述了中朝界务交涉始末，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制造“间岛”问题的谬论，揭露了日本企图蚕食中国领土的野心。
此外，魏声和的《鸡林旧闻录》也记录了东北边疆勘界、民族、古迹、风俗、地理沿革等，其中还有吴大踏察边界、韩边外和永宁寺碑等历史考证。颇有实闻史录的特点与价值。
随着文学、教育的发展，各种民间艺术也在不断演化中提高了艺术品位，戏曲的发展变化就是典型。
东北地方戏曲的发展是由具有简单情节的戏曲胚胎“蹦蹦”，演化成“单出头”、“二人转”。晚清时，在吉林已成为男女老少都喜欢的地方戏曲品种。此后，吉林的戏曲又有新发展，开始涉足京剧，并对京剧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吉林巨贾牛子厚在吉林德胜门外修建康乐茶园，从北京接来“四喜班”，从此，京剧走出关外。又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北京出资创办“喜连成”京剧小科班。七年以后，“喜连成”班子已有相当规模，于连泉、马连良、梅兰芳、周信芳等人分别在“喜”字科与“连”字科里学戏。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两科学生约200余人来吉林演出，盛况空前。
此外，说唱艺术如满族的子弟书，汉族的大鼓书、蒙古族的好来宝、达斡尔族的舞春、鄂伦春的摩苏昆、赫哲族的伊玛堪等，在吉林民间艺术中也各领风骚。
报刊杂志的出现是近代吉林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吉林创办官报早于辽宁与黑龙江两省。吉林将军达桂深感“吉林风气固陋，人民智识全赖报纸以输入文明”，【注:（中国东北史）第四卷第724页。】特别筹款在省城吉林创设官报总局，仿北洋官报办法，按日出报一册，从1906年开始筹办，至1907年8月17日才出版创刊号，在此之前，于8月4日已开始先期发行《吉林白话报》，故以后“白话报”与“官报”按双单日相间轮出。《吉林白话报》为12页活页，共6版，内容既有电传、上谕、宫门抄等专件，也有本城、京师、各省的新闻，甚至还有广告栏目。
吉林最初的杂志出刊与报纸有些相仿。最早的一份期刊杂志为《吉林教育官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0月，任吉林中学堂庶务的殷辂，以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为由，提议筹资办杂志。1908年2月16日，杂志正式出刊，它是介于报纸与杂志之间的一种杂志式的专业报刊。同年吉林又创办另一种杂志《吉林公署政书》。
文化的发达，也凝聚和表现于建筑上。从建筑美学方面考察，吉林文庙堪称“精品”。它始建于1638年，1906年又大兴土木，重新翻建。这次是以南京文庙为范式，在东北亦可谓独树一帜，以精美建筑的形式，蕴蓄了儒家文化的博大内涵。而吉林寺院道观的建设也颇具特色，它将建筑与天然的山水风光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十分壮美的立体江城画卷，一时誉满东北。
吉林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发端于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海龙府劝学所附设图书馆。不久因经费紧张，并满府立中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吉林省提学司于省城吉林市通天街设立吉林省图书馆，并附设教育品陈列所、制造博物标本实习所和图书发售所。藏有满、蒙、汉文旧籍，汉译外文新书以及中小学教科书等数千种。宣统二年（1910年）长春府创建图书馆，附设在劝学所内，并附设图书分售所。此后，通化、农安、辉南、西安、梨树、长白、大赉、珲春、榆树、东丰等县均相继建立了图书馆。宣统三年，吉林省境内共有公共图书馆7所。省图书馆藏书约100种、100部，其中有清代尊经阁藏书，吉林将军衙门印库藏书，吉林探源书舫丛书，以及吉林两级师范学堂、浙江、奉天图书馆拨送书籍等。
吉林省博物馆创立更晚，但陈列展览始于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8月，清政府民政部令各省建博物馆，搜集周秦以来碑碣、石刻、造像、古画、金石诸物，分类储藏，其珍品供人观览。吉林省当时未设博物馆，由省立图书馆代办。宣统三年（1911年）4月，图书馆遭火灾，藏品焚烧殆尽，博物馆更一时无法筹建。
一、教育
由于吉林地处边陲，设治较晚，财政拮据，师资不足，又兼东北流行重武轻文之风，故教育事业发展缓慢。
（一）兴办各种类型学校。清代由政府统办的教育机构，不论是省、府、州、县均称官学。
清康熙三十二年（1663年）由吉林八旗官兵义捐在吉林文庙西南办起第一所吉林左右翼官学。此后，吉林办学之风气大开，相继又办起5所官学，即伯都讷左右翼官学、珲春官学、乌拉官学和吉林的蒙古官学以及额穆赫索罗官学。这些官学均为八旗官兵出资创建，以学习满文和骑射为主，只是乌拉官学还要学点汉文，而蒙古官学则学蒙文与骑射。学生年龄大小不等，平均在10岁至18岁之间，享受钱粮待遇，由各旗佐领从其部下官兵子弟中选送。教师由协领衙门委派。这时的官学带有习军练武的军事性质，至嘉庆四年（1799年）之后，开始由吉林将军考核学生功课，合格者参加“岁考”和“科考”，准备参与“乡试”。自此，官学开始与科举考试制度接轨。
地方所办的官学，一般均设于文庙，又统称“学宫”。不过因办学地点之不同，也有不同称谓。乾隆七年（1742年）永吉州知府魏士敏首办吉林府学。光绪十七年（1891年）吉林将军长顺办吉林翻译官学。道光二年（1822年）由民兵捐建伯都讷旧城学。同治十一年（1872年）绅士朱琛办长春府学。同治十三年（1874年）绅商集资捐建伯都讷厅学，设于孤榆树屯。光绪三年（1877年）许善昌创办怀德县学。光绪五年（1879年）刘公钲办梨树县学。光绪十一年（1885年）又办敦化县学。光绪十九年（1893年），崔冠卿办伊通州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安知县主持办农安县学。
学宫的教官由清廷委派，府学设教授，厅学、州学设教谕，县学设训导。学生分三种：廪生、增生和附生。廪生有经济补贴，增生无，廪生有缺额，增生可递补。附生不占学额更无补贴可言。学习内容与官学不同，多为儒家经典和“经世致用”的文章学问。一般实行月课制，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宣读先王圣主如顺治、康熙所制定之文浩外，还辅以季考，考《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策论等。嘉庆以后，学宫愈发式微，已失去教育训诲之作用，变成为科举考试服务之机构，在童生考前办理注册、发执照等手续。废科举后，学宫消亡，改建学堂。
官学之外，还有义学，义学纯为民间捐赠办学用以扶助贫孤子弟，培育他们成才。吉林第一所义学乃为知州杜熏捐俸创办的永吉州义学，于雍正六的（1728年）在吉林建立。后永吉州改制升为吉林府，又改称吉林府义学。该义学先后办学20余年，为吉林文化的普及发展做出了贡献。乾隆三十年（1763年）总管索柱捐建办乌拉汉义学。光绪以后，吉林办义学之风大盛，先后办起两座吉林府义学。伊通州义学、长春府义学、敦化县义学等。义学对贫孤子弟在生活上予以照顾，即达到“资其膏火，酌补衣履”的程度，这是它的一大特点。学习分开蒙与学经两部分。
书院是又一种教育机构，它属于半官半民性质的学校，创办时既有拨款，又有个人捐资。嘉庆十九年（1814年）吉林将军富俊、副都统松为科举培养人才，在吉林首创白山书院，以后在同治、光绪年间又陆续办起种榆书院（在孤榆树屯）、崇文书院（吉林朝阳门内）、养正书院（长春厅北）、启文书院（在伊通）。为适应对外交涉需要，珲春副都统恩泽创办俄文书院（在珲春）。此外还有梨城书院（在梨树文庙）、辅翼书院（在梨树）、昌明书院（珲春城北）等共八所。这些书院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侧重于八股文的章句之学，为科举考试作准备，但也有例外，如昌明书院专事启蒙教育，白山书院专习汉文，俄文书院顾名可知自是习俄文。其中建于长春厅的养正书院很是规范，影响也很大。
遍及民间的私塾可谓长盛不衰。吉林封禁解除后，移民很多，不少汉人学者自发设馆招生，于是私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由于这种塾馆教学很是灵活，时间不限，由浅入深，学习好者可参加科举考试，稍差些也能得到文化启蒙，获得起码的文化知识，且收费不高，很受民间欢迎。有钱人家出面办专馆，比较正规，一般人家参与办散馆，收费较低。私塾成为民间受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实行新政，要废科举，办学堂。各地开始对私塾整顿，但进展不大。宣统元年（1909年）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加大对私塾的管理和改革力度，组织“私塾改良会”，让塾师学习并予以考核，合格者才准其开馆，整顿收到一定成效。当时全省有私塾1489处，整顿改良者有397处，占26％。
科举盛行时，检验教育成果的一个主要标志即是看参与科举考试的成绩。吉林开初因交通不便并无试院，至同治九年（1870年）才有吉林考棚，光绪年间又增设伯都讷、长春两处考棚。于是应试者日众，金榜题名者亦不少。据《吉林通志》载：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吉林共中进士36名，举人49名，武举10名，举荐贡生共128名。
（二）各级新式学堂。
1．初等与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根据实行新政要“兴学堂”的谕令，在吉林市义学的基础上，分设东、西、南、北四处官立初等小学。这是吉林省兴办新学堂的一个标志。自此，各类小学陆续建立，其中较有特点的是在省城驻地，吉林驻防的军队旗营内，设立了陆军小学堂，吸收清代宗室和满汉官民子弟入学；此外也开始兴办女子学堂，如省女子师范办附属女子两等小学堂，这是吉林省创办女子小学堂的首创，继之有陈翰卿在吉林创办私立第一女子初等小学堂，农安县邑绅左兆鼎在自家室内办农安私立女子小学堂，开创了私家办女学的先河。宣统元年（1909年）省旗务处在吉林巴尔虎门外，创办满蒙文两等小学堂，以教习满蒙文为主，兼学其它课程。此外还有教会兴办的小学，如罗马公教巴黎教会在吉林办的菩华小学、启蒙小学。中华基督教会在长春办的萃文女学。天主教会在珲春办的东光学校等。
据吉林省学务处统计（按当时的行政规划），在宣统元年（1909年）吉林全省有高等小学堂10所，两等小学堂23所，初等小学堂201所（含初等简易学堂48所），半日学堂3所，共计237所，共有小学生10046名。至宣统三年（1911年）在预备立宪运动的推动下，小学教育有所发展，吉林又新增加小学堂126所，女子小学堂也增至9所。
开始创办的小学堂，特别是初等小学，沿袭私塾的旧习，课程仍以读儒家经书为主，辅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有关的读物，主要学习内容是读四书五经，习文学与章法，亦有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珠算等。对于历史，初等小学则以乡土大端故事和圣祖贤恩大事、开国大略等为主要内容，还有涉及自然山川、河流、动植物、矿产的地理、格致和国画等科目。女子学堂另加设女红课。
而根据当时规定的小学教育要求：“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基”，以达到“培养国民之善性，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416页。】。故而当时的小学堂很注重对学生进行修身教育，不过这类教育还是坚持“忠君、尊孔”的封建道德教育。平时更配上学监的管理，进行较为严格的各种限制，制定各种规条，如《赏罚规条》、《礼节规条》乃至在自习、饭厅、宿舍活动皆有更具体的规条。据此，对学生进行各方面的品行考核，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予以评定。
至于学生的学习年限，开初并没有明确规定学制，迨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执行《癸卯学制》，才明确规定初等小学堂学制5年，高等小学堂学制4年。学堂自行拟定课程计划，呈报县、知府审核，最后经道宪或军宪批准，当时全省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与要求。宣统元年（1909年）吉林省的提学使司根据学部颁布的《变通初等小学章程》，又调整了学制，初等小学堂改为五年制完全科与三、四年制简易科两种学制。宣统二年（1910年）又将初等小学一律改为四年学制。
2．中等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吉林省据《奏定中学堂章程》在省城吉林创建官立中学堂，校舍和教学设施较为完善，可谓创办伊始，就很具规模。同年，在长春原养正书院的旧址也创办了长春府官立中学堂。也在同年10月，海龙府（今梅河口市）将高等小学堂改为预科中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预科学生毕业后，该校又正式改建为海龙府官立中学堂。同年9月，旗务处又将省城吉林公王庙附近的蒙旗官房改建为满蒙中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8月，吉林府于德胜门内北大街又建了一所吉林府官立中学堂，该学堂率先分文科和实科。宣统二年（1909年）新城府（今扶余县）建立新城府官立中学堂。总之，自清末以来，吉林省中学教育发展不快，至宣统三年（1911年）才拥有6所中学堂，在校生仅500余名。
当时吉林省的中学堂实行五年学制。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实行文、实分科，亦有不分科的。在这几所中学堂中，当属省的官立中学堂办得规范，其学习内容按统一的教育计划作出安排，课程科目计有经学、国文、英文、历史、地理、修身、算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手工和体操等。显然，这些科目是为学生毕业后或就业或升入高等学堂打基础，很有经世致用的价值。
中等学堂平时很注重以八学为核心的品德修养教育。每月初一，必进行集会让学生读《圣谕广训》，灌输忠君思想观念。每逢皇帝、皇太后生日，至圣先师孔子生日、仲春仲秋上丁祭孔之日，中学堂必停课举行纪念活动。平时由学堂监督和教务长负责对学生与教学进行管理、安排，特别严令学生“不准联盟纠众”。
对学生的主要考核手段是考试。据《吉林省官立中学堂试验章程》规定：考试分临时、学期、学年、毕业四种形式。临时考试，每月或隔月一次，由授课教员负责；每一学年进行一次学期考试和一次学年考试，由学堂监督会同教员负责组织，学期考试在暑假前进行，学年考试在年假前进行；毕业考试非同一般，由学堂呈请地方官长会同学务官等有关人员来负责组织。所有考试一律以百分计。学年考试成绩及格允以升级；毕业考试中，凡优等、中等和最优等均给以奖励。下等者只发及格文凭，最下等者只发修业文凭，没有资格参与升学考试。
在中等学堂教育中，还有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清末对职业技术教育泛称实业教育，设立的中学堂亦称实业学堂，内有简易、中等和高等之分。如前所述，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于对外交涉需要，珲春副都统恩泽在珲春办了中俄书院，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迁入省城吉林，改称俄文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在吉林创办巡警学堂。次年在省城吉林又办讲武堂和陆军测绘学堂（后均并入东三省讲武堂和东三省测绘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吉林创办中等农业学堂（不仅学农，亦附设工、商各科）。至宣统元年（1909年）6月，中等实业学堂改为中等农业学堂，另附设农业教员讲习所。继之，又在吉林东局子创设初等农业实习学堂，招初小毕业生。宣统二年（1910年）在吉林学院街创办初等工业小学堂和初等商业小学堂，也招收初小毕业生。以后，各市县为经济发展所需纷纷办起初等实业小学堂，如有长春初等工业预科学堂、磐石县农业预科学堂、延吉县农业预科班、农安县农工商预科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多传授浅近的有关生产技术知识，毕业后，可从事简单的技术生产。截止到清末，即宣统三年（1911年）9月，吉林全省共有各类实业学堂13所，在校生737名。
各类实业学堂无统一教学计划，专业设置单一，一般为工、农、商三类，学制最短二年，最长五年。吉林实业学堂教学比较正规，如农业实业学堂，除开设国文、英语、数理化等科目外，围绕农业尚有农具、土壤、肥料、作物、畜产等专业技术科目。教材也多采用日本同类学校教材的译本。
中等师范教育，在吉林省开展较早。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吉林将军达桂饬令省学务处创办师范学校。同年9月，吉林省官办的师范学堂正式建立。次年，吉林女子师范学堂亦宣告成立。宣统元年（1909年）长春、农安、扶余、敦化、临江等县相继创办师范讲习所，师范学生多为州、县选送。入学后，学堂再根据学生资质高下分别编入初等、优等和预备各科。也有的学堂采取公开招考办法，合格者录取上学。学生在学期间，免缴学费，并由学校每年按十个月标准酌发生活费以补助伙食费用。受此待遇，师范学生毕业后，有义务从教。按清末《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师范本科毕业必须在本省小学服务6年，简易科毕业生服务3年。师范学生在校期间，按学校教学计划要求，要系统学习修身、经史、国文、算术、舆地、体操、习字、图绘、音乐、生理卫生、格致、教育等课程。其中除教育、心理等是师范专有教材外，其它多借用中学教材。根据教学需要，在第二、三学年都安排有教育参观实习。从“为人师表”这一传统的教育观念出发，清政府一直注重对师范学的品德和思想教育。明确要求师范教育要“变化学生气质，激发学生精神，砥学生志操”。女子师范学堂更强调进行为女、为妇、为母之道的特殊教育。
3．高等学堂。吉林省的高等教育萌发于清末、滥于吉林法政专门学校的创立，经历了一段发展过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经吉林将军奏准，学务处将设于吉林德胜门外的原课吏馆改为法政馆。两年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7月，改为法政学堂迁入吉林北山新址。该校学员沿袭课吏馆的办法，招考候补投官吏及旗汉各籍举贡，年招百名。该学堂办学宗旨是“研究法政，改良吏治，选就致用之才”。以后改称吉林法政专门学校。作为高等学府，陆续开设33个课目，公共必修的科目主要有：人伦道德、文学、西洋史、日语、蒙语、伦理学、经济学原理等，法学的科目所占比重较大，主要有法学通论、刑法、现行刑律、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民法、商法、法规学、国际公法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吉林仿京师译学校又创办了一所翻译高等学堂，校址也在省会吉林东关，开设英、日、俄三个外语专业。
（三）少数民族教育。吉林是个多民族省份，在教育事业中，少数民族教育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是朝鲜族学校。咸丰以来，清朝实行招民开拓，陆续有不少朝鲜人过江入殖。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特别把图们江以北地区划为专垦区，成立垦荒社，招徕朝鲜垦民越江迁入，建立村落。对其教育实行与汉族“一视同仁”政策。自此，在延吉道的朝鲜族开始设书堂，进行朝鲜文识字与带朝鲜语注音的千字文和“四书、五经”教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之后，朝鲜族开始办学堂，学堂里学习新学，除中文、读经、修身外，还学史地、格致、算学、博物等新的课目。光绪三十年（1904年）7月，天主教会在珲春黑顶子创办东光学校（以朝鲜族为主）。1910年，日本强迫李朝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致使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不少爱国志士为振兴民族，恢复国家，纷纷过江来到中国吉林。他们从教育入手，准备长期进行反日斗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李相在龙井创办“瑞甸书塾”，这是朝鲜族创办新式塾学的开端，继之各种书塾纷纷兴办，先后有延吉的昌东书塾、延吉县的光成书塾、和龙的明东书塾、和龙的正东书塾等等。而日本为加强奴化教育，其驻龙井的“间岛”总领事也在龙井设立“间岛”中央学校。与此相对峙的是宣统二年以后，朝鲜族志士自编教材办起讲习所，集中进行反日民族复兴教育，其中以珲春大荒沟的东昌学校最突出，它除了一般文化教育外，还施以军事训练，为开展反日民族斗争，培养骨干。
蒙古族教育随满蒙八旗制的确立，也在吉林开展。乾隆六年（1714年）蒙古八旗兵在吉林文庙西南营建吉林蒙古官学，学习蒙文与骑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设吉林蒙文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设官立满蒙中学堂，学堂以修身、读经、讲经为主，蒙文与其它学科为辅，一般用汉语授课，但在教学中，注意结合蒙族风俗、习惯和历史、地理特点进行讲授。1908年又开办吉林省专设蒙文学堂，授课以蒙文为主，兼学汉语，以培养精通蒙汉学问的边务交涉人员为主。
满族的教育肇始更早，早在康熙三十二年（1663年）就开办左右翼官学，成为清代在吉林的第一所满族学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总协两署在乌拉城内外，合办两所乌拉初等小学堂，以后又办高等小学堂一处。此为满族教育走上新学的开始，这类学堂攻学汉文，读经讲经，也学史地、算学、格致等新科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吉林巴尔虎门内成立了吉林十旗两等小学堂。同年11月，在新城府（今扶余县）创办公立满蒙文两等小学堂。同年，也在伊通州成立二旗公立小学堂。总之，在光绪三十三年以后，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新政”倡导下，以培养八旗子弟为主的新学堂以较快的速度在吉林各地建立起来了。
回族教育始于私塾。光绪十四年（1888年）九台的张亮绅（秀才出身）在蜂蜜营村创设回族私塾，其创办资金由清真寺的阿訇、乡老及当地士绅筹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还是由有功名的官吏、士绅联手又创办一所回民学堂。宣统年间，在吉林、通化、长春、伊通、九台等地又相继办起一批清真初等小学堂。在校教师、学生均为回族，以汉语讲授，外加讲授伊斯兰文，讲可兰经典，集中进行有关伊斯兰的教义、教律教育。
（四）出国留学教育。1901年以后，清政府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采取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出洋留学，如学成归来，同样授予进士、举人、贡生等功名。光绪年间废科举兴学堂，更加积极提倡留学，于是不论官费、私费出国学习在东北一时形成热潮，奉天首开留学风气之先，吉林也紧紧跟上。多以官派为主，首选国家为日本。光绪三十一年，吉林将军达桂遣派李澍恩、李达春等人赴日本考察政治，嗣又派本地土绅张松龄等20余人留学东京。当时因吉林政务更张，文教正兴，师资不足，各方人才紧缺，故选派这些人赴日作“速成留学生”。其中入宏文、同文各校学普通及速成师范者有10余人，入警监学校者8人，入法政大学速成科者3人。他们或一年或二年毕业学成，返回吉林多数担当教习，推动吉林教育事业的发展。达娃所送留日学生中，也有继续留下深造的，分别把他们送往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同时还选派部分学生留学俄国。
当时为办好新学堂，清政府还聘请大批日本教习来中国传授知识。这些教习先在日本国内受短期培训，学习中国历史、地理、语文及风俗，然后来中国执教，吉林也有日本教习，如长春实业学堂的加知贞一郎（东京都高师毕业）及中村连一；四平蒙古博王府学堂的桂德治（教体操）及小川庄藏。他们的到来，对中国新学制的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