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以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开发表，开展“文化大革命”，先后达10年之久。在吉林省，“文化大革命”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68年3月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建立。此间，中共吉林省委和吉林省人民委员会被非法夺权，机关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武斗蜂起，社会秩序混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第二阶段，从1968年3月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至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此间，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仍继续执行左的错误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了以“革命大批判”、“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为内容的斗争，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斗、批、改”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贯彻中央制止武斗的《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全省武斗基本停息。但是，继续执行左的错误路线，使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的现象却有增无减。1968年4月15日，王淮湘在省革委会第三次全委会上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狠抓阶级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5月8日至13日，省革委会召开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阶级斗争的新情况、新动向”，会议要求，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向阶级敌人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19日，吉林省、长春市革委会召开“深批深挖，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大会”，提出向无产阶级的“一切敌人”主动开展猛烈进攻，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从6月开始，“斗、批、改”在全省全面铺开。省革委会派工作组赴北京、天津、上海学习“抓阶级斗争”的经验；组建干部专案领导小组，充实各专案办公室；还决定在基层单位成立“群众专政”机构；组织十几万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宣传队分赴城乡基层单位搞“斗、批、改”。6月23日，省革委会召开地、市革委会和军管会、支左小组负责人会议，要求彻底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23日至28日，吉林省革委会召开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工作会议。会议要求，把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暗藏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为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主要任务。8月20日至9月3日，省革委会召开省、地、县三级革委会工作会议，批判了省级革委会存在的“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要求反右倾，鼓干劲，狠抓阶级斗争，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强大、更猛烈的进攻，把各级革委会建设成为“对敌斗争的坚强指挥部”。这时，王淮湘安插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革委会的亲信，用刑讯逼供等手段，制造出一起“潜伏特务”案件，把158名科技干部和工人打成“特务”，迫害致残7人，逼死、打死10人。同时，还株连了全国16个省（市）63个单位的许多人。王淮湘派人总结了这个抓“特务”的经验，把它树为“样板”，广为传播，在全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这同时，全省许多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农村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搞刑讯逼供，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统计，在这一时期，全省有124373名干部和各族群众被诬为“阶级敌人”，其中被迫害致残的20205人，被迫害致死的10665人。
省革委会成立以后，王淮湘提出在政权建设上，复旧与反复旧的斗争还很激烈，主要危险仍然是右倾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省直机关到基层，许多地方采取先关押后审查、先定性后取证、先打倒后结论的办法，在领导干部中抓“叛徒”、“特务”、“走资派”。1968年5月22日，省革委会第二十次常委会，曾把省级干部分为三类：打不倒要弄清问题的；“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待查的；打倒的。使所有省级干部都在被审查、遭迫害之列。1968年8月17日，省革委会作出《关于举办原省、市机关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关问题的规定》。8月末，分别由7311部队、3009部队和吉林省军区派出宣传队负责举办原省委机关、原省人委机关、原长春市委机关3个学习班，并抽调以造反派为主体的工人宣传队参加，经过9个月的“学习班”和立案审查，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原省委、省人委机关参加学习班的有4791名干部，其中有476名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在原省委常委和党员副省长24人中，有14人被打叛徒、特务，反革命，2人被打成“三反”分子。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书记处书记李砥平、栗又文、于毅夫、常委副省长严子涛，从1967年至1976年初，长期由群众监管或关押审查。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雷鸣玉被迫害致死。在省直机关248名厅、局级干部中，有57人被打成“叛徒”、“反革命”，8人被打成“三反”分子、“黑帮”、“走资派”，其中有8人被迫害致死。一些参加“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老干部也被再次打倒。长春市革委会主任任青远被定为“资敌通敌分子”，撤销市革委会主任职务，拘留审查。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还以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建设反侵略战争红色根据地”为由，把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1969年11月12日，省革委会召开“干部插队落户”工作电话会议，要求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能下放的干部都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要带家属、带工资关系。11月17日，省革委会召开“干部插队落户”工作会议，讨论部署插队落户问题。12月5日，吉林省和长春市首批“插队落户”干部，开始陆续离开长春去农村。原省委、省人委机关干部5553人，有60％被送到“五·七”干校和工厂劳动，或者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全省插队落户干部共65300多人，其中省直机关及事业单位干部14800人，市、地、州、县的干部50500多人。被插队落户干部带到农村的家属180977人。时逢冬季，千里搬迁，扶老携小，到农村后住房、生活、劳动困难重重，实际上成为对干部另一种形式的处罚和迫害。
1970年2月11日，吉林省革委会召开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会议要求立即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推进“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开展。从此，“一打三反”运动同整党建党工作结合进行。到1971年7月，全省“一打三反”运动，共清查出有各种问题的人100400多人，其中有政治问题的17500人，有经济问题的66800人。由于“一打三反”仍采用“文化大革命”那套作法，清查出来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大多数不能落实，其中有许多属于冤假错案。
1970年3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吉林省革委会核心小组，由王淮湘、何友发、肖道生、阮泊生、郑季翘5人组成，王淮湘任组长。4月26日，吉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通知，确定从26日起正式启动“中国共产党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印章”。4月27日至30日，吉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整党建党座谈会精神，确定召开全省整党建党工作会议。5月19日至6月17日，召开吉林省整党建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全省整党建党工作，从1968年5月开始进行试点以来，除哲里木盟和两个县外，已经有71％的党支部结束了整党，有15％的党支部正在进行整党，没有开展整党的党支部只有14％。会议要求，要掀起学习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新党章的热潮，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搞好“吐故纳新”，建立党的各级领导班子。1971年3月，中共吉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出中共吉林省委员会，王淮湘任第一书记、张兆仁、何友发、肖道生、阮泊生、郑季翘任书记。1971年末，全省整党工作基本结束。这次整党，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由各级革委会派出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中相当一部分宣传队员不是共产党员而是“造反派”）领导下进行的。经过历史审查、自我检查和“路线站队、思想批判”、个人申请和领导小组批准等步骤，恢复了党员的组织生活，同时恢复了党的支部。在这次整党中，全省被开除党籍的有2928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有3001人，劝其退党的有2118人，不予登记的有504人，按脱党处理的有912人，其它原因出党的有6人。出党的共有9469人，占党员总数的1．66％。“审查不清”“暂挂”的党员有8530人，占党员总数的1．5％。这次整党混淆是非，颠倒敌我，打击了大批坚持党性原则的好党员和老干部。被开除的“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异己分子”等共有1070名，占被开除党籍党员总数的36．5％，其中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此外，受其它纪律处分的7386人，占党员总数的1．3％，其中也有相当多的错案。发展新党员72715人，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造成党的组织严重不纯。
1970年4月11日，吉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研究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之后，吉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共同召开各市、地负责人会议，讨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会议要求，作好准备，调查研究，摸清重点人、重点单位、骨干和幕后策划者，同时要批判极左思潮。12月23日至27日，吉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批清”工作会议，要求克服左倾松动情绪，放手发动群众，认真注意政策，把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与“一打三反”运动结合起来，把“五·一六”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清查共进行4年，在省直、各地区、铁路部门204个单位查出136起“大事件”，致使许多人蒙受不白之冤。1979年6月，省委经过复查，认定吉林省没有“五·一六”集团和“五·一六”分子。“反击右倾翻案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周恩来按照毛泽东主席长期以来倡导的原则，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和教育、科技政策。周恩来提出要批极左思潮，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努力，吉林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从1971年下半年也出现转机。（1）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三支两军”人员反回部队，大批“插队”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吉林省“三支两军”人员共5514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255人，营以下干部4188人，战士71人。参加“三结合”的县以上单位915个，“三支两军”人员4820人。军队干部任地、县党委第一把手的共60人，占地、县一把手总数的85．7％；军队干部任省、地、县正副书记的共155人，占正副书记总数的56％；军队干部任省、地、县常委的共306人，占省、地、县委常委总数的44．1％，任省、地、县委委员的656人，占省、地、县委委员总数的23．9％。1972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机构的部队干部和“三支两军”人员的指示，驻吉林省部队“三支两军”机构开始撤销，参加“三结合”机构的部队干部和“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从1973年8月1日起，撤销省公安厅的军管。与此同时，大批未被安排工作的原县级以上各级领导干部陆续重新安排到各级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全省“插队落户”干部陆续调回，到1972年8月，已调回39600人。到1973年底，绝大多数下放农村插队落户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分配了工作，所带家属陆续迁回城镇。（2）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着手抓经济政策的落实。1971年9月10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三年的通知”的通知》，确定全省继续执行1965年开始实行的征购粮“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以稳定农民的心理。1972年3月，省委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稿）的通知。要求各地坚持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认真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养猪事业；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办好公社、大队企业；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贯彻勤俭办社方针；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等。这些举措对调动农民积极性，加强农业管理，起到了推动作用。1972年2月，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贯彻1971年底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决定召开全省计划会议。全省计划会议认真研究解决经济工作中的“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商品粮供应量和工资总额增长过快，突破历史最高水平）问题，以及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扭亏增盈等具体措施。此后，省委又分别召开全省工业扭亏增盈会议、企业财务工作会议，贯彻中央加强企业管理，健全规章制度，实行经济核实，解决经营性亏损等问题的指示。7月，省委总结了通化铜矿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的经验；总结了辽源市发电厂创造的“小指标”竞赛（即把国家计划规定的“大指标”分解为具体的经济、技术指标，落实到班、组、个人）的经验。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经验材料，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要排除在竞赛问题上左的和右的干扰，通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把高产、优质、多品种、低消耗的增产节约运动推动起来。这一经验的推广，对全省工业企业整顿管理秩序，增加效益，克服极左影响，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解决“三个突破”工作方面，省委按照国务院下达的精简职工指标，决定清退一批计划外用工和临时工。到1973年末，全省共裁减职工5千人，使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工资总额，比1972年减少3．8％。企业管理得到加强，部分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一定程度的提高。1974年7月，省委召开工交企业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号召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带头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会议，要求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进一步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高潮。确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力增产轻工业品，继续抓好煤炭、钢铁、运输等生产，活跃城乡市场，搞好财政增收节支，坚决完成全年国民经济计划。
1974年1月29日，省委召开深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强调要提高对“批林批孔”的认识，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批好，把其他各项工作带动起来。30日，省委发出《关于批林批孔办公室的电话通知》。31日至2月11日，省委召开市、地（市、州、盟）、县（市、旗）、公社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四级干部“批林批孔”会议。要求各级领导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放手发动群众，切实抓好“批林批孔”，加快“农业学大寨”的步伐，尽快把全省农业搞上去。2月6日，省委和长春市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会议号召，放手发动群众，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14日至18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学校、机关“批林批孔”问题。3月10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揪林彪死党等问题。在批林过程中，已牵连到王淮湘的一些问题。15日，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局以上负责人会议，省委第一书记王淮湘在会上就自己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16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王淮湘向党员干部作检查问题。18日，省委召开“批林批孔”深入动员大会，王淮湘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并检查了自己在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政治路线错误”。由于王淮湘掩盖错误，引起与会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动员大会变成了揭发大会，有15人发言，揭发王淮湘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问题。21日，省委向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王淮湘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发言中检查部分的报告》。4月2日，省委发出《关于调整和加强批林批孔办公室工作的通知》、《关于调整和加强省委清查小组工作的通知》。3日至12日，省委召开在长革委会常委、委员“批林批孔”座谈会。会议认为，省委常委对“批林批孔”的领导很不得力，怕字当头，不敢发动群众，划框框、定调子，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会议要求，对王淮湘在执行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与林彪死党有牵连的问题，要进一步深揭深挖，彻底查清。对省委的问题要发动群众继续揭发批判。24日至25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有关揭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及会议的开法问题。26日，省委发出《关于召开省直机关揭发省委阶级斗争盖子、两条路线斗争盖子会议的通知》。5月7日至6月10日，省委召开省直机关“揭省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会议”，解决省委在“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特别是要着重深揭深挖王淮湘等与林彪及其死党的关系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在长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委员、省直机关各大口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共225人。会上，省委书记肖道生作了动员报告；王淮湘对自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错误作了检查。会上，许多人作了揭发批判，省委书记郑季翘作了系统深入地揭发批判发言。会议结束时，省委书记阮泊生作了总结讲话。6月17日，省委向中央作了《关于清查王淮湘同志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一些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称：在“批林批孔”中，全省干部、群众揭发出大量的与林彪集团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认为王淮湘的问题性质严重，请示批准进一步地彻底清查。7月12日，中央政治局3名委员，同吉林省在北京的1名省委常委和另一名干部谈话，代表中央对解决吉林省问题提出“六条意见”，并于同日，以中央名义下发了这次谈话的记录（即“六条指示”）。“六条指示”指出，对王淮湘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有的省委领导同志在“揭盖子会议”上，对王淮湘的揭批发言，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不利于“批林批孔”，不利于团结。要求省委负责人要加强团结，振奋精神，努力工作，敢于领导，善于领导（1979年1月，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认为“批林批孔”中央政治局3名委员对吉林省的谈话，和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六条指示”是错误的，决定报请中央予以撤销。2月17日，中央电告吉林省委，同意撤销）。7月23日至26日，省委召开省直各部、口负责人会议；27日至31日，又召开各市、地（州、盟）、县（市、旗）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六条”指示。至此，揭、批、查王淮湘的斗争停止。王淮湘继续主持省委工作。1975年1月13日，邓小平同志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总理病重期间，毛泽东主席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工作后，依据毛泽东提出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先后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好转。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的方针，得到吉林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1975年1月28日至2月1日，省委召开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精神。3月22日至28日，省委召开全省“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要求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解决办企业的方向道路问题，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5月4日至13日，召开基本建设会议，要求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确保重点建设项目。6月5日至10日，召开全省工业会议，传达贯彻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精神，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努力把钢铁工业和整个工业生产搞上去。7月6日至18日，召开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讨论农田基本建设的任务。8月3日至7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7号文件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下半年任务。会议要求，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克服软、懒、散的问题；坚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工业要继续抓铁路运输、钢铁、煤炭和支农工业，农业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敢于领导，大胆负责，进一步转变作风。8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全国工业会议精神。同日，省委发出关于传达中共中央18号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传达、贯彻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10月31日至11月8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提出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是：在巩固现有8个学大寨先进县的基础上，力争有二分之一的县成为大寨式的县。吉林省按照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着重解决“软、懒、散”和派性问题的要求，许多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面对面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各地领导班子中的一些老干部对坚持派性的少数头头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对于坚持闹派性、屡教不改、长期擅离职守的人予以适当处理，并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公开批判。1975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35．5亿元，比上年增长13．8％；粮食总产量达到906．5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70种主要工业产品除钢材等几个品种以外，都完成了计划；交通运输紧张状况有所好转，货物运输量比上年增长7．4％；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4．2％。全面整顿使吉林省经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出现健康发展的势头。
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的纠正。1975年9月底，江青一伙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等。10月下旬，毛泽东便以邓小平先后向他转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给他写的两封信（信上反映了江青一伙两个亲信人物的问题）为由，提出要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打招呼讲话要点》。会议指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种“右倾翻案风”。11月底，沈阳军区在沈阳召开东北三省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主持会议的军区政委在讲话中说，“三项指示为纲”（即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条指示，提出进行整顿的口号）不能再提了，暗示邓小平有了问题。12月5日至6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传达东北三省省委第一书记会议精神。会议决定，首先向各市、地、州、盟委书记打招呼，做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准备。1976年1月，《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已在省直和各地区逐级传达到党内县（处）级干部。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的通知。省委随即发出通知，要求各市、地（州、盟）、县（市、旗）及省直机关，将中央《通知》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发动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2月15日至19日，省委召开有市、地（州、盟）委和省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省委第一书记王淮湘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邓小平（比2月25日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关于批邓的讲话，提前10天）。会议要求，在全省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普遍开展起来。教育和科技战线要搞好“大辩论”，批判“修正主义奇谈怪论”（指这些部门领导有关整顿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搞好科研工作的讲话）；其他战线要批判“三项指标为纲”，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会后，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普遍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2月25日，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在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正式部署“批邓”以后，省委于27日至3月2日和3月30日，先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以文件形式下达的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和华国锋2月25日的“批邓”讲话。会上，揭发批判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着重批判了“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会议中间，省委常委拟定了“关于在内部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的部署意见”。确定从3月12日开始，先在全省县以上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中传达中央“批邓”文件，点名进行揭发批判。这次会后，虽然按省委规定范围逐层传达，但其他党员、干部、群众也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批邓”消息，群众对第二次打倒邓小平的反感和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之情，形成全省性的抵制“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洪流。3月28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提出“认真学、深入批、对着干”的口号，作为全省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路子。此后又树立几个同“走资派”对着干的典型，通过报刊、广播、巡回报告，向全省推广。
4月4日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数万人悼念周恩来，实际上是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抗议活动。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江青一伙左右下，将天安门广场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于5日晚通过广播宣布了这一定性。7日，省委发出关于对待“天安门事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对“反革命活动”（指支持和赴京参加群众抗议活动的人员），要认真追查；要教育群众“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指天安门广场群众痛斥江青一伙罪行的讲演和江青一伙破坏悼念周恩来活动，动用民兵警察驱赶、殴打、逮捕群众的实情）；要加强领导，不要搞串连，不要搞战斗队，不要拉山头；对去京上访人员，坚决劝阻。同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8日，经省委决定，召开“吉林省暨长春市各界人民热烈欢呼中共中央两项决议，愤怒声讨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罪行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9日，省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开展规模宏大的活动，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胜利。自此，“批邓”在全省公开化，“反击右倾翻案风”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4月13日至16日，省委召开市、地（州、盟）委和省直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座谈会，研究“集中火力批邓”的问题。要求各级党委追查“政治摇言”，打击“现行反革命”。此后，全省从上到下进行了“追查”和“打击”，把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活动期间去过北京的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把反对江青一伙罪行、抵制“批邓”的干部和群众，打成“现行反革命”。全省共有4800余人受到审查，其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逮捕、拘留的205人，被判徒刑的83人。 “追查”打击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抨击江青等人罪行、为邓小平鸣不平的正义言论，在全省各地街谈巷议，很少有人举报。包括省委在内的各级党组织，其中的大多数成员，也与群众观点一致，对“追查”“打击”敷衍了事，保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得人心，6月至8月间，省内开展的“批邓”基本上流于形式。为了把搁浅的“批邓、批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展起来，7月3日至11日，由省委第一书记王淮湘主持，召开市、地、州、盟、县委书记会议，动员克服松动情绪，“树立长期作战思想，深入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并再次部署“追查”和“打击”等项工作。又于7月下旬开始，在县以上党组织中开展了“整风”。“整风”中，根据毛泽东2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和江青借用毛泽东谈话，炮制的“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理论，以“回顾历史、分析现状、解剖典型、总结经验”的方法，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着重弄清“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问题，并组织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检查，检查不上“纲”不予“过关”。让老干部检查：“阶级关系新变化，在你身上有什么变化？党内有资产阶级，你在不在内？走资派还在走，你走没走？”强迫老干部进行“思想爬坡”，从“民主派”爬到“走资派”，有的爬到“文化大革命的算帐派”、“正在走的走资派”。通过层层“爬坡”，又一次打击、排挤和陷害了一批老干部。8月，江青盗用中央名义，下发了由邓小平主持撰写和制订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等3个尚未定稿的文件，诬为“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要求全国进行批判。8月30日至9月20日，省委召开全省第二次理论讨论会，批判“三株大毒草”。要求层层召开理论讨论会，以批“三株大毒草”为主要内容，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但是，当这“三株大毒草”发到干部、群众手上时，大家看了以后，批者少，和者多，普遍予以肯定和赞扬，更加拥护邓小平，更加痛恨江青一伙的罪行。
国民经济受到破坏
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间，吉林省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灾难之中，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干扰破坏。由于在动乱中始终坚持了抓革命，促生产，以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吉林省代表人左的错误不断地进行抵制和斗争，使国民经济在曲折反复中也取得某些进展。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被夺权，领导干部被“罢官”，经济和生产指挥系统陷于瘫痪，全省经济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不仅科技、文教工作陷于停顿，就是综合计划部门、物资调拨部门以及各经济和生产主管部门也都无法开展工作。在“夺权”和派性斗争中，一部分职工脱离生产岗位，“停产闹革命”，各地造反组织不断采取停产、停电、停水、中断交通等“革命行动”，以及打砸抢事件频繁发生，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虽然职工返回了原单位，但是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抓“革命”，派到各部门和生产企业的军代表又不懂生产，难以承担组织和指挥生产的责任。致使1967年和1968年，全省工业生产连续大幅度下降。196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为42．98亿元，比1966年下降25．8％；1968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为42．98亿元，比1966年下降25．8％；1968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为35．57亿元，比1967年又下降17．2％，比1966年下降38．6％。钢、钢材、发电量、原煤、化肥、汽车、拖拉机、水泥、卷烟、化纤、自行车等主要产品产量都大幅度下降。1967年汽车产量为1．5万辆，比1966年的4．6万辆减少3．1万辆，是196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968年，化肥产量为7．26万吨，比1966年的22．41万吨减少15．15万吨；自行车产量为2．01万辆，比1966年的5万辆减少2．99万辆；拖拉机产量为601台，比1966年的1704台减少1103台；水泥产量为17．1万吨，比1966年的32．7万吨减少15．6万吨；卷烟产量为8．8万箱，比1966年的15．7万箱减少6．9万箱；化纤产量为1450万吨，比1966年的5167万吨减少717吨。生产下降幅度之大，是1949年以来未有过的。在动乱中造成的各方面经济损失，更难以作出准确的计算。
重刮“高指标，瞎指挥”的歪风，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为体现“革命”对生产的推动作用，王淮湘重提“大跃进”的口号，在经济领域推行冒进的方针。1970年初，在吉林省革命主管经济工作负责人的主持下，制订了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初步方案。王淮湘认为，指导思想右倾保守，提出的指标太低，于3月份召开全省国民经济跃进会议，重新修订了1970年计划指标，并提出了“四五”计划设想，主要奋斗目标是：农业实现“一年两突破，三年跨《纲要》，五年翻一番”，即1970年粮食产量达到750～800万吨，亩产平均101～110公斤，突破历史最高水平；1973年粮食产量达到1330万吨，亩产突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1975年粮食产量达到1410万吨，比1966～1969年的4年平均产量翻一番。工业要“实现一年五突破，三年翻一番，五年三自给”（即：1970年在产值、质量、成本、消耗、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73年工业总产值超过1969年一倍；五年实现主要支农产品、主要工业原料、主要轻工业产品自给），还提出“四五”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9％，到1975年的钢产量达到250万吨、生铁达到300万吨等。由于这些跃进指标严重脱离实际，执行结果几乎全部落空。仅以钢和生铁为例：1971年钢产量为12．7万吨，1975年为17．2万吨，分别为设想指标的31．7％和6．8％；1971年生铁产量为14万吨，1975年为21．5万吨，分别为设想指标的23．7％和7．1％。
70年代初期，根据“战备为纲”、“自成体系”的方针，吉林省不惜财力、物力，搞山、散、洞“小三线”（指在山区建设地方军工企业）建设。到1972年，在山区建成16个军工企业，投资4．7亿元。这些企业都是仓促上马，其中一部分企业选址不当，建成后不能正常生产。大部分企业因地处偏僻，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加上管理不善，经济效益很差。到1975年末，共实现利税0．6亿元，上缴利税0．5亿元，按上缴利税额计算，投资回收率仅达10．6％。全省各地还大办“五小”（小煤炭、小水电、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等）企业，仅1971年就办起3500多个。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规划，盲目布点，重复建设，加上设备不配套，技术不过关，不仅浪费了大量资金，而且大部分企业长期亏损。据统计，从1970年到1980年的11年间，全省“五小”企业投资达9亿元，净亏额高达8亿元。
“文化大革命”中，在水利建设方面不切合实际地提出“想新的，干大的”的口号，又一次实行“大兵团”作战，上了不少“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工程。东辽河裁弯取直工程，没有规划就动员3县1市16万人上阵，投入人工1260万个，车工110万台日，完成土方4000万立方米，国家补助408万元，占地666．67万公顷，抽调企事业单位大量劳力和资金。裁弯后，比降大，流速急，冲刷严重，效益不大，尾工很多。中西部兴建的8座电灌站工程，投资8500万元，装机5．04万千瓦，设计灌溉面积12．72万公顷，有效灌溉面积只有3．39万公顷，而实灌面积仅1．96万公顷，只占设计灌溉面积的15．4％。梨树灌区，上游大水漫灌，每公顷用水达3万立方米，下游排水系统不配套，地下水位升高，使1000多公顷良田次生盐碱化。大安县引洮工程不配套，打乱了原来排水系统，给舍力、六合、烧锅阵3个乡造成内涝。 批“资本主义倾向”，造成城乡经济凋敝。在“贯彻农业生产方针上，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劳力归田”，限制多种经营。集体副业被批为“重钱轻粮”，家庭副业被批为“资本主义”，要“挖修根”，“割尾巴”。“文化大革命”前，吉林省的林业生产由于贯彻“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造管并举，综合利用，全面发展”的方针，正在向“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方向发展。10年动乱，使林业遭到比“大跃进”时期更为严重的破坏，酿成了积重难返的灾难性后果。把1949年以来形成的一套林政管理的方针、政策和制度视为“修正主义”的东西而废弃，无政府主义泛滥，千万把斧子进山砍树毁林。森工区的森林蓄积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亿多立方米，减少到1976年的2亿多立方米。有不少林业局面临森林资源枯竭的局面，全省16个局所属的170多个林场，到1976年底，有1／5的林场成熟林资源已接续不上；其余的林杨，也都在勉强守摊度日。10年中，每年平均发生森林火灾214次，有的年份高达600次，森林火灾次数之多，损失之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文化大革命”，使正在回升的吉林省畜牧业遭到浩劫。把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政策，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批判，把社员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限制社员家庭养畜数量，不许社员家庭养母猪，使畜牧业的发展极其缓慢，全省大牲畜年末存栏数1965年为214．3万头，1975年为246．4万头，10年仅增长32．1万头。在农业方面的一系列错误做法，造成农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发展缓慢。1972年到1975年，粮食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1～75％，林牧副渔产值只占25～29％。1975年农村人均收入100～150元的生产队仅占27．1％，而人均收入50元以下的生产队高达15．7％。
“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乡集市贸易屡遭挫折。10年中，吉林省曾经两次关闭城市集市贸易，第一次关闭是在1967年4月，第二次关闭是在1976年1月。各市相继成立关闭市区集市贸易指挥部，有些城市在关闭集市贸易的同时，还组织了对在集市上从事买卖的“惯犯”进行定点或游动批斗。一方面把集市贸易管住管死，另一方面又十分卖力地推广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办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强迫农民带着自己的农副产品敲锣打鼓去赶集，自己没有产品的花高价买也要参加大集。1972年，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通告》，指出：“打击投机倒把是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同打击现行反革命一样重要。”从1973年到1975年，全省共处理“投机倒把”经济案件28．8万多起，其中倒卖生产资料和各种票证的案件只有2．5万起，仅占案件总数的9％，其余26万多起案件，大多是一些违反市场管理规定倒卖生活资料的，更多的是长途贩运水果的。对这些案件罚没金额达395万元。把某些正当经营视为投机倒把，把一般违反管理规定当作犯罪，扩大了打击范围。
用“突出政治”取代抓生产。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过分强调政治工作的作用，认为抓生产就是搞“唯生产力论”，就是走“修正主义道路”。抓生产非但无功，而且有过。由于不断批判“唯生产力论”和“业务第一”，使干部和群众抓生产的积极性长期受压抑，给全省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王淮湘连续抓了几年“突出政治”的典型，作为全省的样板加以推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东丰县领导班子革命化”的经验。1970年3月，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后，派工作组到东丰县蹲点。当时东丰县的粮食已连续3年减产，经过工作组“出点子”，“吹路子”，拼凑了一套“突出政治”的“经验”。基本点是：领导班子要“深扎突出政治的根子”，生产越忙越要“突出政治”，“减产不减政治”，“越是减产越是要到突出政治里找出路”；要“狠斗生产一闪念”，“舍得一年丢，换来万年红”。王淮湘说，要用“东丰经验”给70年代定向。1970年8月，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学习“东丰县领导班子革命化”经验会议，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对照“东丰经验”找差距、变立场、变感情。全省推广“东丰经验”之后，东丰县仍连续减产，这除了自然灾害影响外，主要是领导班子不敢大胆抓生产，在大忙季节关起门来“突出政治”、“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种“革命”的办法，妨碍了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于是，广大干部群众“抵制”东丰经验的推行。对此，王淮湘则不断施加压力，认为怀疑、反对“东丰经验”就是怀疑和反对“突出政治”，就是坚持“唯生产力论”，是“穿新鞋，走老路”，从而极大地打击了广大干部抓生产的积极性。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自我暴露以后，江青借“批林整风”之机掀起反“右倾回潮”的逆流，王淮湘接过反“右倾回潮”的口号，一方面继续推行“东丰经验”，声称“右倾回潮”的出现说明对“唯生产力论”批得不透；另一方面对1972年在周恩来指示下，由一机部在长春召开的以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为内容的经验交流会进行攻击，说这次会议是“修正主义回潮”，扼杀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加强企业管理的经验。1974年，又把国家计委起草的旨在加强工业企业管理的“工业二十二条”，同“唯生产力论”和“右倾回潮”挂起钩来加以批判，把制订合理的规章制度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在全省造成恶劣影响，致使企业长期处于劳动无考勤、操作无规程、安全无制度、质量无检验、成本无核算、效率低、消耗高、事故多的混乱状态。到1976年，吉林省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比1966年下降15．5％，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由22元下降到14．7元。地方预算内工业企业的亏损企业与亏损额由1965年的94个、728万元，增到554个、2．24亿元。推广“东丰经验”碰壁以后，王淮湘仍不死心，1976年他又指派造反派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许肇昌去东丰任县委书记。许到职后，以对待“东丰经验”的态度划线，对干部进行排队，拥护的被承认为“革命派”，反对的打成“反革命派”。经过“换血”，“动大手术”，将县直单位及公社干部换了一半左右，致使东丰县生产再次受到严重破坏。1976年与1975年相比，全省粮食产量减少8000多吨，集体收入减少980多万元，社员和生产队欠债增加120万元，贫困队的比重高达31％。
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吉林省的经济建设。期间，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多数站在正确的方面，抵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坚持抓整顿，不断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动乱中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发展生产，也使全省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农业方面，“文化大革命”初期，吉林省农村没有出现农民离乡进城闹“革命”现象，生产秩序基本保持稳定。1967、1968年，粮食产量非但没有像工业生产那样急剧下降，反而有所上升。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674万吨，1968年达到622万吨，均高于1965年的525万吨。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1970年1月23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命名榆树县光明公社小乡生产队为“苦战奋斗的红旗生产队”。小乡生产队座落在榆树县的一个偏远的穷山沟，劳力弱，土牲畜少，吃粮靠返销。1962年建立生产队以后，在女共产党员齐殿云带领下，社员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年翻身，粮食平均亩产由50多公斤增加到200多公斤，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黄河以北地区的指标。以后又连年增产，亩产达到250公斤以上，跨过了“黄河”。吉林省把小乡生产队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来推广，号召全省农业战线和各条战线向小乡学习。1970年10月，吉林省革委会召开第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部署“农业学大寨”，提出了“学大寨，赶小乡，誓把县县变昔阳”的行动口号。尽管吉林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但在学大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如营造防护林，搞水土保持，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大搞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等，这些都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学大寨运动中，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支农工业发展较快，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新的改善。到1975年，全省农村大型拖拉机拥有量达到1．26万台，比1965年增加2．6倍；小型拖拉机拥有量达到9331台，比1965年增加273倍；机耕面积达到1816万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965年的11．2％，增加到29．5％；有效灌溉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965年的5．4％增加到13．3％；平均每亩耕地化肥施用量由1965年的1．15公产加到9．85公斤；平均每亩地用电量由1965年的1．5千瓦时增加到10．3千瓦时。从1970年到1975年6年间，除1972年受灾减产外，其它年份粮食产量都高于700万吨，1975年达到906万吨。“三五”计划时期年平均产量达到621万吨，“四五”计划时期年平均产量达到763万吨，均高于“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和三年调整时期的水平。
在工业方面，吉林省革委会建立以后，就着手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69年12月12日，省革委会命名吉林市油脂厂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厂”。吉林市油脂厂是1958年由特等残废军人、共产党员刘声带领12名军烈属和街道居民创建的。他们用12元资金、三口大锅起家，开始炼废油，到1969年，这个厂已发展成为能生产70多种不同规格的工业油脂的企业，累计上缴利润总额是历年投资总额的40倍。吉林省在宣传这个典型中，虽然加进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左的东西，但也一再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宁肯自己克服十分困难，决不给国家添一分困难”的精神。吉林省在推广吉林市油脂厂经验之后，又陆续总结了一批学大庆的先进典型，其中有通化铜矿、大兴沟林业局、辽源发电厂、四平植物油厂等。1970年吉林省进行了钢铁、石油、煤炭、化肥等项生产的会战。重点抓了红石钢厂（即通化钢铁厂）。到1970年底，全省建成6座高炉，包括红石钢厂2号高炉以及明城、长春、辉南、浑江、乌兰浩特钢厂各1座高炉。同时，通过改造提高了炼钢、轧钢及炼焦能力。1970年，全省钢产量达到8．7万吨，钢材产量达到9．1万吨，焦炭产量达到74．3万吨，原煤产量达到1410万吨，还加快了扶余油田的勘探和开采进度。“文化大革命”初期，长春第一汽车厂产量曾急剧下降，但由于广大职工排除干扰，坚守岗位，坚持生产，1971年汽车产量达到6万辆。
在基本建设方面，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方面的重点建设，在国家支持下取得进展。“三五”计划期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9．13亿元，其中国家投资17．09亿元，占89．3％；“四五”期间达到40．88亿元，其中国家投资32．61亿元，占79．8％。从1966年到1976年，全省共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111个，其中较大的项目有吉林油田、长前铁路、长山化肥厂、前郭炼油厂、长山发电厂、通化钢铁厂（改造、扩建）等。在国家支持下建成的这批大中型项目，使吉林省部分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如“四五”计划期间，炼铁能力增加5．95万吨，煤炭开采能力增加357万吨，发电装机容量增加31．3万千瓦，石油开采能力增加151．3万吨，拖拉机制造能力增加4600台。同时还新建了原油加工、纯碱、锻压设备、手扶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民用改装车、电视机等工业门类，为调整和改善全省工业结构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文化、科技、教育停滞倒退
在文化事业方面。“文化大革命”对全省的文艺创作是一场浩劫。省文化局所属单位、省文联和各种协会被撤销，许多作家被打成“牛鬼蛇神”，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化工作说成一团漆黑。有人坚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王淮湘说这是“从黑线中找红线”，是制造“吉林特殊论”。于是，掀起一场对“吉林特殊论”的大批判运动，进一步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有的人在这场批判中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作家尽管遭到迫害，仍然冒着危险在默默地进行创作。《绿海雄鹰》和《长长的谷通河》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写出的作品。全省二人转的创作和演出陷入低潮。然而，二人转在吉林省农民群众中扎根很深，仍然生存下来，并创作出《处处有亲人》等一些好节目。“吉剧”被污蔑为“文艺黑线上结的黑瓜”，吉剧团被说成是戏剧界的“黑样板”，还有人妄图用“样板戏”扼杀“吉剧”，使“吉剧”变成了“跑了调的京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剧团只能演“样板戏”，群众的文化活动受到限制。1974年报纸上介绍河北宝抵县小靳庄利用文化活动向“走资派”斗争的经验，一些社、队便以“小靳庄经验”取代其它文化活动。“文化大革命”中，长影有95％的艺术、技术、管理干部遭到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将近300人被关进“牛棚”里。除个别影片外，新中国建立以来的17年中拍摄的190多部影片和翻译的477部外国影片，统统被扣上各种骇人听闻的政治帽子，打成了“毒草”。522名艺术、技术和管理干部（占全厂干部总数的55．2％）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造成了长影历史上创作生产的一段空白期。直到1971年，长影才恢复生产。这一年拍摄了现代京剧《沙家浜》、第二年又拍摄了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1973至1976年的4年时间里，共拍摄18部故事片、9部戏曲艺术片，不但数量少，而且质量也很低。1975和1976年还拍摄了《芒果之歌》等几部内容不好的影片。故事片《创业》拍摄于1974年。这部影片于1975年2月初在全国各城市放映后，立即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75年2月11日，江青看了这部影片，诬蔑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于是便通过其控制下的文化组下达“十条意见”，对《创业》进行围剿。1975年7月18日，《创业》编剧张天民愤然上书毛泽东和邓小平，报告《创业》创作经过和广大群众对影片的反映，揭露了江青一伙扼杀这部影片的行径。7月25日，毛泽东对张天民的信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一重要指示是对广大电影工作者的支持，鼓舞了广大电影工作者的斗志。
广播宣传遭到破坏。1967年1月，全省各电台实行军事管制。自办节目全部停办，除播当地天气预报外，一律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1968年3月，恢复一部分自办节目。1973年撤销军事管制。广播宣传的中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广播宣传中的假话、空话、套话连篇，严重损害了人民广播在群众中的声誉。在这期间，虽然有些地方有线广播网遭到破坏，但就全省来说，有线广播网还是发展的。特别是从1970年以后，国家把发展广播事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项目之一，明确了有线广播经费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分别负责的原则”，由于广播站的日常经费有了来源，全省有线广播网发展达到历史最高峰。据1976年末统计，全省98％的公社（镇）有广播站，96．6％的生产大队（村）和94％的生产队（屯）通过广播，农村喇叭入户率达到82．3％。县至公社间的广播专线达到7609公里，有27个县（市）实现了县至公社路线专线化。
在科学技术工作方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些在科技事业上有成就的科技工作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些亟待或即将出成果的科研项目中被迫中断。有些科学技术水平本来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却被拉大了距离。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也遭到重大挫折，左的思想侵入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社会科学事业蒙受空前的劫难。“以阶级斗争为纲”替代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遭到践踏。在“造反有理”的鼓噪声中，一些著名的学者、专家和社会科学界的领导干部被戴上“牛鬼神蛇”、“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帽子，遭到批判和揪斗，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摧残。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全部被解散，科研工作被迫停止。东北文史研究所被打成“孔家店”而撤销。初步形成的科研队伍被遣散，下乡上干校，离开了科研岗位。省社联及所属各学会组织都被解散，停止了学术活动。
在教育方面。“文化大革命”给吉林省的教育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幼儿园被诬为“福利主义”、“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阵地，大批幼儿园被迫停办，房舍和设备被占用，幼儿园干部和教养员被批判或调离工作岗位。1970年，幼儿园从“文化大革命”前的594所减少到126所，在园幼儿也从原来的30459名减少到11938名，给很多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工作带来困难。1975年3月，省革委会曾强调：办好托幼事业是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重大措施，是认真落实毛主席“好生保育儿童”指示的战略任务，各地迅速掀起大办“育红班”的高潮，当年幼儿园增加到42917所，其中民办园（即“育红班”）42256所，达到1949年以来幼儿园数量的最高峰。由于育红班办得过快、过多，幼儿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
1969年，在小学教育中，试行梨树县《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生产大队，由贫下中农管理。城镇小学由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长春、吉林等市把部分小学下放街道委员会管理，办“抗大式”小学。取消重点小学和农村中心小学。小学的管理体制和公办小学教师的管理制度被打乱。中学搞“停课闹革命”。农、职业中学改为普通中学，集体办的中学改为公办。普通中学由1965年的579所增加到2115所，一年增加2．7倍，在校学生由358730名增加到567449名，增加58％，出现了中等教育畸型发展和结构单一的不合理局面。1967至1968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或贫下中农代表先后进驻中学，全面接管学校；各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始“复课闹革命”。1968年5月，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决定：1966年以前入学的中学在校各年级学生，一律毕业离校，其中除少数人进工厂当工人外，绝大多数学生都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新入学的学生实行“九年一贯制”，后四年为中学，初高中各二年；取消重点中学，废除考试、留级等制度，改秋季始业为春季始业；城镇初中招生，划分学区，就近安排小学毕业生入学。高中和农村初中采用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招收新生。从此，城镇小学毕业生全部升入初中；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达到70～80％，延边地区小学毕业生90％以上升入初中。1969年5月，省革委会推行梨树县《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提出“学校应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否定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1970年6月，省革委会决定：推广海龙县“五·七”中学用‘大老粗’改造洋学堂”的教育革命经验，使全省教育战线左倾错误愈演愈烈。与此同时，盲目发展普通高中，使本来不合理的中等教育结构更为严重。1972年，全省城镇初级中学全部改成完全中学，农村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达55．1％。中学在校生成倍增长，教师、经费、校舍、设备全面紧张。每班学生七八十人，多的百余人，许多中学改为二部制，城镇中学二部制班高达46．7％，农村中学二部制班级占9．5％。1973年，省教育局决定：将全省中学改为五年制，初高中三、二分段；城镇初中从1974年开始改为三年制；恢复秋季始业，当年在校生一律延长学习半年。1976年，全省共有普通中学1941所，其中完全中学1728所，占中学总数的88％；初中233所，占中学总数的12％。
中等专业学校同样遭到严重破坏。从1966年到1969年连续4年没招生，许多学校停办。1971年实行“推荐制”，招工农兵学员，学制一般为2年。当时有中专29所，在校生16982名。到1976年，学校增加到143所，在校生22183名。由于生源文化程度不齐，难以保证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的质量。中等师范学校取消招生考试制度，实行推荐入学。各市、县相继办起44所师范学校，采取大文大理单科独进的办法，突击为中学培养师资，虽然缓解了中学师资严重不足的局面，但妨害了小学师资的培养，给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困难。1975年，省教育局召开师范教育革命座谈会，要求师范学校实行三个三分之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社会、学习专业各占三分之一学时，严重削弱了师范专业课和文化课的教学，扭曲了师范学校的办学方向。
高等学校停止招生达5年之久，按每年正常招生数计算，共少为国家培养28000名大学生。高校领导管理体制遭到破坏，随意动迁合并学校。1970年初，吉林农业大学迁到长春郊区双丰农场，5月又迁至白城子郊区。6月长春中医学院合并到吉林医大，改为吉林医大第四临床病院。吉林工学院并入吉林工业大学，大部分教职员下放农村插队落户，校舍被占用，实验设备遭到破坏。仅有的一所财贸学院改为中专。延边医学院、延边农学院改为中专。同年，部分学校恢复招生，实行“工农兵学员”推荐制，学生程度参差不齐，质量无法保证。1971年，全省只剩11所高校，其中5所为中央部属，在校生只有2998名，专任教师2447名。在“批林批孔”、“学朝农”、“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干扰下，学校已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1976年7月，省革委会决定，吉林农业大学实行分散办学，在白城、通化、哲里木盟3处分别建立农学院，原农大校舍和设备弃置不用。同时，要求其他大学都按“越办越大、越办越下”的“朝农经验”到农村办分校。一时间，在农村办起12所分校，最后因无法维持而停办。
成人教育也遭到严重破坏。领导机构被解散，多数工作人员和教师被调离。农村新文盲急剧增加。职工中大量的中学毕业生，实际文化达不到初中水平。这期间，全省办了一些不具备成人高等学校条件的“五·七”大学、“七·二一”大学。扫盲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大批脱盲的农民复盲，新文盲增多。据1979年农民文化状况普查统计，全省少、青、壮年中，文盲和半文盲回升到130万人。半农半读大学被当作资本主义“双轨”制教育批判。除黎明半农半读大学（后改为黎明“五·七”大学）外，其他4所学校或停办或转为别的学校。1970年5月7日，前郭县“五·七”大学成立。1974年9月12日，省委召开“吉林省学习前郭县‘五·七’大学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推广前郭县的经验。会后，全省各县很快都办起“五·七”大学。到1975年8月，包括县级市和吉、长两市郊区，全省共办起56所“五·七”大学。由于这些学校中的大多数不具备办高等学校的条件，陆续停办。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经费、编制等方面对民族教育特需的照顾全部被取消，民族语言教育受到破坏，朝鲜族青少年中出现了民族语言的新文盲和语盲。前郭县蒙古族中学被诬为“民族分裂的黑样板”，改成按学区招生的普通中学，其他一些蒙古族学校也被撤销或与汉族学校合并，改成民族联合学校，民族专设班也改为蒙汉混合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