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对外交流史学会副会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武斌
百余年来，外来文化汹涌而至，中华民族在迅速前行的世界中，曾经迷失了自我，疏忽了中华文化往昔的辉煌。
我们意识到“落后”，而且懂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于是，我们的民族从一个封闭的王朝走进了一个“反省”的世界。“政治落后”，“经济落后”，最后终结到了“文化落后”。砸碎了闭关锁国，一个本不该有的民族自卑感，不期而来。
我们感谢一本书。这书，引领我们从一个很久没有开启过的门洞走进往昔、走进历史、走进自信、走进辉煌。这书的名字叫《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它的作者就是本期《访谈》采访的主人公———武斌。
清新的风，从书页间呼啦啦而起，让我们可以清醒地浏览历史的长廊，重温文化的魅力。然后，长长地舒上一口气，昂起头，挺起胸，看世界，看今天。
我们没有理由菲薄自己。因为我们有灿烂的中华文化，熠熠数千年之光彩，光耀中国，也光耀世界，光耀过去，更光耀未来。民族之所以为民族，就是因为她维系一种精神，依靠这精神的滋润激励承前启后，一个民族才有未来；一个国家才有未来。这精神其实是有形态的，我们叫它———文化。
记者：武院长，我们读过您写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那本书。真是一本视角独特的书，读来使人振奋，平添空前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很想知道您为什么萌发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课题研究，您以为它的意义在哪里？
武斌：谢谢你看过我的书。我想，你能有那种感受，我写书的目的就达到了。什么是文化？我们今天谈的是广义上的文化，指在人类社会历史和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更是世界的文化。中华文化恩泽四方。世界文化融会了太多的中华基因，这一点，国内外的文史学界一致公认。这是一个大文化概念。把中华文化放在世界大文化的框架内去研究，我们就会得出一个与平时意想中完全不同的结论。
研究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的另一个最直接的动力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中国人在对历史沉重的反思中，已经学会了正视自己，那就是承认落后承认愚昧。“知耻而后勇”，本来是件好事，但久而久之，一种自卑的心理却在不经意间侵蚀了我们民族的机体，或者说“落后”与“挨打”成了我们几代人心头驱之不去的阴霾。不去挖掘以至忘记中华民族灿烂辉煌并光耀世界的古代文化，这对一个民族来说该是多么巨大的失误！
研究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就是拂去尘封在中华文化史册上近代的屈辱和污垢，让我们以更加科学的唯物史观审视自己，审视昨天，审视民族。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自豪
记者：中国是世界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我们的文化在整个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所以，从世界文化总体格局的视角审视我们的文化，我们没有理由菲薄自己。
武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自己成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的伟大创造。从时间上说，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化史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中华文化都占有重要的一席。近代以来虽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和现代化的嬗变，中华文化始终道统不绝，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绵延发展，传承不断，历经几千年而不衰。从空间上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繁衍生息在广袤而丰饶的东亚大陆上，中国疆域之广和中华文化辐射范围之大，在世界上也是不多的。
在世界文化的始创期，存在着欧亚大陆和中南美洲两大文化区，他们之间互相隔绝，各自独立发展。在中南美洲有玛雅、阿兹忒克和印加等属于印第安文明的原生型文化；在欧亚大陆有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发祥地，称为四大文明古国。
中华民族生活的东亚大陆，远离其他文明中心，因地理屏障，很少可能与其他文化相接触或获得有关的文化信息。这种独立性，使其具有无与伦比的延续力。其它原生型文化，如埃及文化、玛雅文化，早已后继无人；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经过多次的异族入侵，深深叠压在后起文明世代的底层，基本上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惟有中华文化没有出现这样的中绝现象。经历数千年而持续不断。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极为罕见。
记者：中华文化的经久不衰是得益于她的什么呢？
武斌：一个是中华文化的辐射辽阔。她的发展并不限于中国本土，而是形成了包括朝鲜、日本、越南在内的“中华文化圈”。中华文化圈大约在隋唐时代完成了它的总体构造。这一区域几乎占据了世界文化格局的半壁江山。
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在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中华文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居于领先地位。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而且中华文化的先进性不仅仅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居于世界之先，而是整体性地居于世界先进之列，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性的文化大都市长安，宋代的开封也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四大发明代表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它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国先哲的思想影响西方现代社会
记者：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您能概要地讲述一下中华民族贡献于人类文明的创造与智慧吗？
武斌：中华文化在全部世界文化史上，在所有的历史发展阶段上都充当着主要的、不可忽略的和具有重大影响的文明之源。
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突出表现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一系列重大科技发明上。当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推广和使用铁犁，欧洲人在18世纪才发明条播机，中国却早在汉代便有了这种农具。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早在秦汉时代丝绸生产就已经遍及全国了。丝绸也是中国对外出口的最主要物品。后来中国的养蚕和缫丝以及织造技术传到国外，对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服饰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丝绸齐名的就是中国的瓷器和制瓷技术，在西方人的眼里，瓷器是中国的代名词，译成“china”。国外学者称，中国瓷器为“世界文化的窗口”。茶也是中国对外输出的主要物品。在古代，无论是中国的丝绸之路还是海上运输，基本上都以这三种物品为主。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最引世界瞩目的是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其自身的技术领域，对文化的传承、人类征服世界能力的提高，对世界历史的演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和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反映和代表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如天文、地学、数学、生物学、化学、医药学、冶金技术、建筑技术等等。英国著名学者R·G·坦普尔曾说“为工业革命打下基础的欧洲革命，只是输入中国的思想和发明以后才开始的”。中国人不仅创造了发达的科技文化和物质文化，而且在哲学、艺术、政治等很多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和科技物质文化一样，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列举了近30项中国向西方传播的主要项目。
20世纪后，世界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是西方工业文明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文化危机、精神危机；另一方面是东方文明的复兴。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再一次发现了中华文化，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禅宗佛教、易经等等文化遗产，重新引起西方思想界的关注。记者：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于“思想”，中国先哲们的思想对西方现代社会影响极大，您能在这方面再详细谈谈吗？武斌：20世纪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华文化的复兴、西方文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日益表露出来的缺陷和弊端使西方人重新关注东方文化。这里我主要谈谈现代西方人对中国先哲思想的研究。20世纪西方学术界对老子及道家思想学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试图按照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化的思维和观念进行理解和接受。从1960年开始，法国、德国、美国纷纷出版《道德经》。很多名人，如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物理学家卡普拉、宗教学家马丁·布伯、哲学家海德格尔等等都深入研究老子思想。尤其是国外一些管理学家还把老子思想应用于管理领域。这些书在美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书店中能找到很多，可见老子思想对西方人的影响。饱含中国人智慧的《易经》大约在17世纪传入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海外兴起《易经》热，并成为一种时髦的研究课题。美国成立国际《易经》学会，有亚欧各地100多名会员。现代易学家们多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研究《易经》。禅宗是中国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一个佛教派别，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风格，唐时传入日本。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欧美国家。当时，西方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中，因为禅宗思想的许多特征同西方现代文化很接近，所以，西方知识分子希望从禅学中找到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禅宗思想渗透入西方的哲学、宗教、艺术、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当代美国文学中，如塞林格的《九个故事》的卷首题词中就用禅宗诗人的两行诗“两掌击有声、孤掌却难鸣”。《孙子兵法》被公认为“兵学宝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东方兵家鼻祖”。西方人认为，孙子是超越中华文化圈而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少数中国伟人之一。于18世纪中期传入西方。在现代世界上，《孙子兵法》被广泛应用于军事以外的广阔领域，美、日、德等将《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应用于企业管理和商业竞争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思想。“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在美国学者眼里，就是因为“新儒家文化”的巨大推动作用。于是“儒家与工业东亚的现代化”成为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学者们认为，“儒家群体主义思想更适合大量工业化的时代”。儒家思想在人才运用和企业管理方面有着无法替代的优势。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要重新审视儒学的价值，考虑中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的文化战略问题，这是一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性继承。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见证了我们走向世界的开放的历史
记者：文化就如水，如果不流动，它就是一汪死水。中华文化如果不是自觉地走进世界文化格局，所谓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也就无从谈起，是吗？
武斌：正是这样。中华文化创造动力和丰富内涵，不仅在于所取得的全面的科技进步，还在于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广泛持久的交流。一种民族文化，如果与外部世界相隔绝，不仅自己的发展会失去源头活水和刺激动力，也很难保持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生命力，当然也就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
在漫长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华文化广泛传播于海外，外部世界的文化也传向中国本土，并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等都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中国，被中华文化吸收和融合，纳入到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来。这种情形唐代最明显。正是这种交流，传播中的吸收和借鉴，才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记者：在谈及中华文化的问题上，有些人批评中华文化的封闭性、保守性。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武斌：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开放性，有人批评中华文化封闭、保守，这是片面的。如果说清朝时期闭关锁国而使中华文化发展的这一阶段呈封闭、保守性特征还可以。纵观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则开放是主流，本质性的特征。中华文化的开放性是全方位的，不仅在内部对各地域，各少数民族开放，而且也在外部对凡是交通、通讯所到的国家和民族开放。
中国人把这种大规模的文化输出引为文化的和民族的自豪，并且视为自己的文化责任。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在大规模文化输出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接受、融合域外文化，使自身不断丰富起来。
开放性使中华文化保持了一种健全的文化交流的态势、文化传播和文化输入机制，而这正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中华文化的这种积极的输出和吸纳运动，使自己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即便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大规模的和强有力的冲击的时候，中华文化也能通过自身的重整而使自己走向现代化。
记者：站在开放的角度上，您能对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作一个提纲挈领式的盘点吗？
武斌：中华文化自从其初创期开始，就具有开放包容、积极开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长的同时也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展，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交流融合。
早期的如神农、尧、舜南抚交趾、箕子之朝鲜、周穆王西巡以及后来徐福东渡日本等等故事，说明那时已有中国人把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但是比较广泛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华文化传播，还是从西汉时代开始。汉代时中华文化的基本形式和格局已渐成熟，出现了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期。这一时代，中华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是确立了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非洲的“丝绸之路”。这条路从汉至明，历1500余年，一直承担着中国与欧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任务。
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在唐代达到一个高潮，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着极为广泛和多方面的文化交流，长安成为一个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会融合的中心。各国庞大的外交使团出入长安，造成“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成千上万的外国留学生在长安学习中国典籍和学术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濡染。最终形成了“中华文化圈”的东亚文化秩序。
宋代在文化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处处表现出它的纯熟和深厚。宋朝特别重视海上贸易，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都十分活跃，中国商船甚至于远达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
元帝国横跨亚欧的版图更使东西交通畅通无阻。在这样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东西方的交往空前频繁，使节的往来、命令的传递、商队的贸易，络绎不绝。中国的重大发明就是在这一时期大规模西传的。
明朝虽然实行海禁政策，民间贸易和交流受到很大阻碍，但明朝与各国的往来和“朝贡贸易”却十分活跃，郑和七下西洋的旷世壮举在世界文化舞台上有着重大影响。
明清之际，基督教传教士充当了文化传播的主要角色，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国，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对正在兴起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一个中华文化广泛西传并在近代欧洲社会的发展中留下相当有意义的影响的时期。19世纪以后，中国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面前显得明显落后，中华帝国衰落了，向外的文化传播和输出的规模和水准与历史上其他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近代的落后并不意味中华文化的消亡和黯淡。相反，却是中华文化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整合和反思，赋予传统文化以崭新的内容。
振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21世纪神圣而光荣的使命
记者：刚才我们谈到西方学者试图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适用于当代和未来的文化价值，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一现象？又应当怎样来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武斌：现在各国学者们都在关心着21世纪的世界文化走向问题，都在讲21世纪的世界文化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自近代世界体系产生后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的西方中心地位行将终结，代之而起的则是东方文明的兴盛。他们都寄希望于东方文化、中华文化，从东方的复兴中看到人类未来的前景。对于这些“新东方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持一种谨慎态度，但同时我们也从中获得了某些文化信息。
无论如何，经过近代激烈的文化冲突和历史性的蜕变，中华文化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在未来的世界文化舞台上，中华文化必将占有重要的位置，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这种重要性，在性质上和功能上，都与古代中华文化在当时世界上的重要性不同了，21世纪世界文化格局、态势和走向，都决定着要为其中的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重新定位，都要求各民族文化在融进世界文化大趋势的前提下发挥各自的特殊性，展现其丰富性，那么无论如何，现代中国人以其生命智慧和民族精神，继往开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创造出更加辉煌的现代中国文化，同时也为人类文明的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从历史走来，历史的光荣给我们以鼓励和动力，但它毕竟是属于过去，昔日的丰采不能代替今天的辉煌。我们要做出无愧于我们光荣历史的伟大业绩，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华民族应该作出更大的贡献，像我们前辈那样，自觉地、积极地投入、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这是我们应该对历史的回答，对未来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