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支歌：国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95年5月，在长影乐团团长任上干了三年的刘毅，面临着一次无论对他还是对乐团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生死考验。厂里停了和长影厂同样声名显赫的乐团的一切费用，其中包括工资。
    刘毅听到厂长宣布完这个消息，脑袋一下子就大了，肩膀上好象放上了千斤闸。他知道团里的人不会饶了他。果然他一回到团里，人们马上把他围住，你一言我一语的质问他，凭什么停了我们的工资？你是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和厂里力争？你要是干不了你就辞职吧。刘毅的嗓子冒了火，口干舌燥的和大家解释，说这是厂里在加大改革力度，停发工资的也不光乐团。这是厂党委决定的，全国都在逐渐转入市场经济，厂里这么干是必然的。我们做为下级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无条件的执行。
    道理说了三千六，大家就是听不进去。乐团建团至今已经48年，从来都是厂里的一个单位，一切费用均由厂里承担。那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乐团为厂里的影片录音乐，只要完成任务，其它什么都不用管。可是谁都没有想到，电影一天天不景气，影片产量逐年下降，录音乐的任务就少了，加之电子和声器的出现，一些影片为了减少支出已经不用庞大的乐队了。乐团的日子自然就不好过了。到刘毅上任那年，账上只有80元钱，连市内电话费都交不起了。
    应该说，乐团个人家的小日子过得都是不错的，他们除了有工资保证之外，还在家里教学生，也有应邀到歌舞厅伴奏的，那份收入当然也不会少。尽管如此，断了工资，他们仍象塌了天似的，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难以接受。后来担任乐团支部书记的曹莉在回忆这段时说：当时我的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女的好说，男的完了。女的有家有丈夫可以依靠，男的怎么办？
    自然和刘毅闹得最凶的就是团里的爷们。一些业务尖子看刘毅无力回天，纷纷提出调离。厂长问刘毅放不放，刘毅心疼的说，放吧，留住了人留不住心，我相信乐团会有好起来那一天，那时候他们要是回来，我们还要他。这些业务尖子在全国都是有名的，一提出要走，外省好多单位愿意接收。有些不愿意走的，就到省里告状，他们固执的认为，只要把刘毅告倒，厂里就会让步；也有人写了给刘毅的信，说是给刘毅却交到了厂党委那里，要和刘毅对话，让他明确说如果干不了这个团长就主动辞职。党委旗帜鲜明的告诉刘毅，不要和他们对话，厂里信任你。刘毅是在１９９２年靠竞选上来的，当时他当团长的心并不是很盛，让他干他就干，不让他干，也无所谓。当他被选上了，一些人给他出难题，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不是认为我干不了吗？不是让我把权交出去吗？我偏要干出个样子给你们看看。我刘毅不是离开团长这个位子就没饭吃的人。
    他对全团的人说，国歌我们经常唱，今天让我们再唱一遍吧。国歌有一句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危机意识，我们乐团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是早一天晚一天迟早要发生的事，早发生了，早转变了，我们就会尽早适应市场，就会比晚转变的要好……我们与其在这发牢骚说怪话还不如想办法面对困境……

    第二支歌：国际歌　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做长影乐团的第七任团长，刘毅回忆起了乐团的历史。国际歌唱得好，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长影乐团白手起家，当时只有十几件不大象样的民族乐器和自制的打击乐器以及从伪“满映”接收过来的几件简单的西洋乐器，演奏员也不过那么十多个人，大部分都是业余的，分散在厂里的各个部门，有了任务召之即来，演奏结束再分散开去。后来成为明星的于洋在这吹过小号，著名导演于彦夫也是临时乐队的一员，还在这敲过定音鼓呢，指挥就是后来名闻遐尔的尹升山。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乐团。就是这样条件十分简陋的乐团，在条件同样十分艰苦的黑龙江兴山接待了来自匈牙利的民间艺术团，当他们看过乐团的演出，高兴的竖起大姆指说，这个乐团是世界一流的。
    从新中国的第一部影片《桥》开始到今天，长影乐团已经为六百多部影片和三百多部科教片、美术片、纪录片和电视剧录了音。强盛时期的长影乐团曾拥有音乐创作室、交响乐队、民乐合唱队，共有创作、演奏演唱人员一百余人，是国内三大电影乐团之一，几十年来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音乐家，其中有著名作曲家雷震邦、张棣昌、吴大明、高凤；著名指挥家尹升山、张眉，钢琴演奏家袁彪和著名歌唱家包桂芳、李世荣、温明兰、李秀文、边桂荣、袁玉生等。长影乐团演奏和演唱的许多歌曲如《敖包相会》、《缅桂花开十里香》、《芦笙恋歌》、《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浆》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等，不仅风靡当年，而且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宝库中的珍品和经典，至今还在为广大群众所所热爱所传唱。他们举办的各种形式的音乐会，深入农村、工厂和军营，多次参加东北三省联合举办的历届音乐会；他们中的歌唱家、演奏家还多次应邀赴苏联、德国、朝鲜、意大利、马里、加纳、几内亚、新加坡等国家演出并且获得好评。
    在长影辉煌的日子里，长影乐团也风光无限。倘若把长影比做一只孔雀，那么，长影乐团就是她项上一根最华丽的羽毛。 就是这样一个成绩卓著声名显赫的电影乐团，在九十年代中期电影市场低迷，企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刻，陷入困境，几乎难以自拔。外面纷纷扬扬的流传长影乐团已经散伙的消息。
    刘毅说，当初乐团组建靠的是什么？还是让我们高唱《国际歌》吧。我们如果不面对现实，厂里的态度是保留乐团的牌子，人都到人才中心去，那样，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长影乐团怎么办？企业进入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我们只有逐渐去适应，早适应早主动，晚适应就被动，不适应就只有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所淘汰。刘毅说：如果我们不主动适应市场经济，乐团说不定就得解散，前辈所开创的事业就将在我们手里付之东流，我们这一届班子就将成为乐团的罪人。

    第三支歌：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乐团团长刘毅、支部书记苏焕洲和他们带领的领导班子面前。世上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靠谁？自然是靠自己。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刘毅说，我们唱第三支歌吧！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认识明确之后，他们决定首先办校自救。教师不成问题。因为差不多每个乐团的成员都在家里教授学生。他们能在家里上课自然也能成为乐园的教员。可是教室呢，琴房已经多年失修，房屋前后荒草没膝，房顶漏雨。刘毅筹资把十多间琴房修理一新，到街道上去拣地砖，花点钱去买他们不用废旧地砖，拿回来铺在他们坑洼不平的小路上。这种事，要是为了他的自家，他宁肯花高价去买，决不会到街道上去拣或者低三下四的和人家讨价还价的去买。就是这种精神，让团员们感动。闹事的不闹了，要调走了，主动的撤回了请调报告。他们决心和他们选择的团长一起，渡过难关，重振乐团的雄风。
    人贵在有一点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呢！乐团红红火火的办起了学校。几年来共招收学员２４０多人，已经有４０多人走上工作岗位。北京武警招收专门为升旗演奏的演奏员，他们的萨克斯学员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以优异的成绩被选中。
    学校红火了，经济活乏了，队伍稳定了，刘毅办校自救，从阵痛中走向新生。现在的乐团不仅能够重新装修部分琴房和大排练厅，还有条件参加由文化部主办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当他们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以精彩的演出和精湛的技巧又一次赢得了观众的热烈的掌声。一系列的演出，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乐团书记苏焕洲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深有感触的说：“如果没有适时的开辟新路，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果；如果不解放思想，也不会有乐团的今天。”
    长影乐团没有满足以往的成绩，不断的开辟着新路。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他们南到了革命老区，他们头顶烈日，脚踏红土，为党放歌，为改革开放抒怀，受到了老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有一次他们在武汉一家大俱乐部演出，场子大，观众多，又没有空调，乐队员衣冠楚楚的一丝不苟的演出。为了保证演出，刘毅打发人上街买来冰块，放在每全乐队员的身边。这些冰块对于火炉一般的演出场所，杯水车薪。可是，当刘毅把冰块放在队员脚下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马上掠过一丝凉爽和惬意。
    后来刘毅率领乐团南征到了深圳，在一个可以容纳4万人的体育馆里演出。据说，这样大的场馆，就是港台歌星的演出都没有满座过。可是，长影乐团的演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时时爆发出掌声，而且在整个演出当中还休息了一刻钟。有人告诫他们不要场中休息？弄不好观众会退席？刘毅坦然的说，我相信我们的演出会吸引观众，让他们舍不得离开。果然，在他们重新出现在台上时，台下依然是那么多热情的观众。这次演出结束之后，以前曾经在乐团最困难的时候离开的人也来了，他眼里浸着泪水，说：真没想到长影乐团不但还在，还能到深圳来演出。这一天夜里，他们一醉方休，他们最多的话题就是他们的乐团！
    目前正在总结经验，计划继续利用他们的优势，开展丰富多采的演出活动，扩大电影电视的音乐录音，采取与大企业联姻等多种多样的方式，不断创造乐团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