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和渠道：小狗吃掉斑马
记者：长春有很多工业企业产品过硬，包括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但市场运作能力普遍较弱，有的企业已经把市场完全放手给别人去做，自己专心搞研发，并逐渐转好，但在将市场外包的同时，是否会导致失去领域内的话语权？未来的市场中，生产商和渠道商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钟朋荣：这种做法是很聪明，很现实的。我一直在探讨一种经济模式，市场细分的经济模式，我叫它“小狗经济”。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曾经有这样的镜头：三条两尺多长的小狼狗，把一匹大斑马吃掉! 大致的过程是，三条小狼狗一起扑上去，第一条小狼狗一上去就咬住斑马的鼻子，无论斑马怎么撞它，它都死死地不放；第二条一上去就咬住斑马的尾巴，照样死死地不放。斑马前后都无比疼痛，已经丧失了自卫能力，第三条小狼狗则开始咬斑马的腿，咬了很久，斑马已经站立不住了，猛地倒下，三条小狼狗开始置斑马于死地。三条小狼狗能吃掉一匹大斑马，秘诀在于八个字：分工明确，合作紧密。如果三条小狼狗都东咬一下，西咬一下，是很难制服大斑马的。正因为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决不动摇，才产生了分工的优势。
浙江省台州市有上千家摩托车零部件生产企业。这些企业基本都是家族式的，或者就是家庭工厂。张家生产Ａ部件，李家生产’螺丝，整个台州市就成了一个大型摩托车生产集团。但这个“集团”不是由一个企业统一建厂，把数万人集中在一起，由一个厂长自上而下地指挥和管理，而是由上千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机制灵活、动力很强的家庭企业组合而成的。结果，台州市的摩托车生产成本比内地许多大型摩托车生产企业低３０％左右。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要不了多久，内地许多大摩托车生产企业就会被台州一大群“小狗”打垮。
他们用市场的交易关系，来代替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中国人不好管，交易成本比管理成本低，人多更不好管，管不住要偷懒，又要偷东西。台州有大厂，但这个大厂，不是大车间。它保留了规模经济的优势，又保留了家族企业的优势。
中国企业将来有几个趋势。第一，企业的规模小型化，因为互联网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发达，使得企业更多是用市场交易代替企业内部的产权投资关系，用互联网代替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问题。因为有了互联网，通讯很发达，很多东西可以外包。第二，企业产权将明晰化。第三，从产业分工来看，加入世贸组织是从制度、体制上使中国的企业和世界进一步融为一体；互联网的发展，是从技术上使中国的企业融入世界，这两个条件使中国每个企业都成为世界分工的一个组成部分。
家族企业：自己的孩子自己养
记者：在长春的中小企业中，家族企业占很大一部分，您曾提出家族模式是目前比较有优势的企业模式，但家族企业平均寿命也是现实。您认为家族企业该如何克服一些痼疾？如果不是用人唯亲，那么“家族”的概念又应该是什么？
钟朋荣：整体看来，中国社会在上个世纪下半段，实际上就发生了革命和改革两件事情，革命将私有变成公有，改革则把公有逐渐变成私有，这是社会寻求制度最优化的表现。此前我们所追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其实就是美国企业制度，全面向美国学习，照搬美国的期权、独立董事、ＣＥＯ等。但是，美国“安然”事件的出现，说明美国的制度也是靠不住的，以职业经理人这个“阿姨”代替“父母”去管教企业这个“孩子”是靠不住的，家族企业拥有更多的关心资源，可以充分地分权，以争取更多的信息资源，更具有把“孩子”养好的优势。如果把企业比做自己的小孩，把职业经理人比作阿姨，由于中国的企业信用、法律制度还不是很完善，谁放心把自己的小孩给“阿姨”养？“阿姨”是否会欺负“小孩”，是否能把“小孩”带得很好？
从整个社会来看，职业经理人作为一个阶层，整体道德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说“阿姨”靠不住不是说所有的阿姨都很坏或能力不够，也不是说职业经理人品质很差，而是说多数的职业经理人很难把别家的小孩当成自家亲生的小孩来养。蓝田股份就因为没有“父母”，股权非常分散，结果出了问题没人解困，蓝田就是典型的“孤儿院”型企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不可能老做打工仔，也不能让他做一辈子“阿姨”。只要适当的给他们股份，或卖或送，都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股权激励情况下，经营者和职工的贡献与所得是通过股权这一中介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体现在直接激励下的金钱关系。如深圳创维集团在经历２０００年的高管跳槽危机后，现在全公司有８００多人持有股份，对保持公司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
老工业基地：官逼民富
记者：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在即，与大连等东北发达城市相比，您认为长春的投资环境还需要怎样的完善？政府需要扮演怎样的角色？
钟朋荣：“老工业基地”这个问题很大，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以前我说过，官逼民富。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地区富首先是民富，民富要靠“官逼”。中西部地区之所以发展缓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当多的群众思想比较保守，惰性比较强。东北也有相同的特征。治穷先治惰，治惰像烟民戒烟一样，靠自己主动戒很难，需要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这种强制力量来自政府，即由政府采取种种强制性措施，帮助他们治懒。要引导他们走上致富的道路，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的“逼”富措施，一方面是官逼民富，另一方面是逼官富民。逼民致富，就得帮民致富，“逼”首先表现在帮上，即帮助那些想致富但不知道怎么富的人找项目，请师傅，打市场；同时，官逼民富，重在逼官。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税费负担尽量要轻，能少收的就少收，能不收的就不收，这样企业才能有活力；其次，要实行“小财政，大市场”的政策，在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要加快投资体制的改革，为了减少无效投资，政府不要管太多的事。政府要引导并采取积极措施，鼓励民间投资，提倡私有公用。财政税收政策的目的，应该是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创造财富的行列；应该是鼓励人们把更多的收入积累起来，转化为建设资金；应该尽量减少建设资金的筹集与分配成本，提高其效益。
发展和政策：孙大午无奈
记者：中小企业中很多是民营企业，这个中小企业论坛也正是中东集团和大禹智业等民企联合发起的，可以看出民企对发展的迫切需要。正是民营企业家突破了很多不合理的政策使中国富起来了，财富创造出来了，但是也正是这种冲突，让一些民企发展遭遇挫折，如何看民企在发展过程中与不合理政策的冲突？
钟朋荣：有个很好的例子是亿万富翁孙大午被捕，这个事件传递了几个重要信息：其一，孙大午的企业运行稳定，效益好，个人在老百姓中也有较好的信用，否则老百姓不敢将钱借给他；其二，孙大午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企业家，个人资产近亿，没有专车，住的是平房，甚至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自修英语，以儒家思想管理企业，追求与乡亲们共同致富；建学校，修公路，做了很多好事；其三，孙大午是一个不愿意公关的人。年年申请贷款，年年批不下来；其四，他的确在进行非法集资。在当地已发展了４６００个储户，非法吸储达１．８亿；其五，他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且用得比较好，因而有较好的信用。储户和大午集团没有发生过信用纠纷。从这几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大午集团是个好企业，孙大午是个好企业家，大午集团和孙大午在当地信用基础很好，但孙大午的确进行了非法集资。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一切工作似乎都为了限制和打击“非法集资”，其任务是把老百姓的钱按不到２％的利息逼到银行或信用社，银行或信用社再按６％以上的利息贷给企业。银行转手之间就赚取,倍以上的利息，而民间以任何形式进行金融活动都会以非法集资而遭到严厉打击。但是在中国股市上，有造假行为何止是几家或几十家。
然而，这些骗钱者是经过各级政府部门一层一层批出来的，是合法的。还有一个现实，中国的银行大量亏损。这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维护一个什么样的金融秩序？
像以上这一类的金融活动，我们应该创造相应的条件，制订相应的法律，让他们合法合理地进行直接融资，而不是在他们之间硬性地加入一个第三者，既减少了有钱人的利息收入，又加重了用钱人的利息负担。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目前所加入的这个第三者，不是一个很有效率的第三者。大量的存款吸到他那里以后，许多质量很好的企业要贷款，他就是不给，即使给，要么一年半载都批不下来；或者非得搞关系不可。象孙大午这样的企业家，一方面企业发展急需资金，另一方面又不善于搞关系，结果被逼到了“非法集资”的地步。我们的“法”该改一改了。这个法应该是让企业融资尽可能方便，这个“法”应该让企业融资成本尽可能低。
当然，如果让所有企业都象大午集团这样任意集资，任意吸储，我国的金融秩序也会大乱，各种圈钱、骗钱的勾当就会泛滥成灾。毕竟象大午集团这样的优良企业是少数的，象孙大午这样讲信用的人也是少数。
民企融资：放低门槛
记者：那么在现有政策下，民企应该如何融资才能解决现实和发展的问题？
钟朋荣：许多现有的融资方法和融资工具，只要得以充分利用，问题都可以解决。比如，企业债券。象大午集团这样的融资活动，可以通过企业债券加以规范。这样，当地４６００户居民就不是到大午集团存款，而是持有大午集团的债券。
为此，应该放松对企业发债券的限制。企业发债券当然需要审批，但审批不要限指标，可以对发债企业规定若干条件，但条件不要太苛刻，审批的程序一定要简单，凡是符合条件的企业，很快就能批下来。
再比如，我这几年一直所呼吁的三板市场，即区域性的、为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小型股票交易所，也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项措施。
中国有那么多中小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不可能都到上海、深圳交易所上市。但这些企业也需要融资。其融资方式也不能都是贷款，一方面贷款要抵押，另一方面，贷款多了，利息太高。通过开辟众多的三板市场，使这些企业很容易就能在当地发股票，能从当地老百姓那里融到资金。
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发股票还是发债券，都应该把更多的选择权交给投资者，既不能由政府包办，也不能由专家代替。专家也不是什么都懂的神仙，不可能对投资者负责。无论发股票还是发债券，都应降低门槛，放宽条件，让更多的企业都有上市直接融资的资格。至于谁能融到资，谁不能融到资，谁融资多，谁融资少，让投资者自己去选择。（记者晓冬）
